言论

建议对最低薪制“最后一检”/南洋社论

人力资源部长拿督斯里沙拉瓦南表示,无论情况如何,政府铁定从今年5月1日起,在全国实施1500令吉最低薪金制。

他强调,政府已提供一些回旋的余地,在新的最低薪金制生效后,延缓在数个就业领域实施,包括非正规领域,及雇员少于5人的公司落实。

经济仍未复苏

最低薪金制调涨幅度25%已没有商讨余地。如果在太平盛世,也就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处于正常发展状况,调高最低薪金,无可厚非。

问题是目前我国非处于繁荣景象,而是刚从后疫情中缓慢复苏,甚至许多经济领域还处于苦苦挣扎,政府应顾及我国经济的现实层面及实际状况,强硬让最低薪金直接“三级跳”,值得商榷。

我国许多中小企业负担在疫情后加重,对他们来说,原料成本高涨、能源价格高涨、进出口的物流成本高涨,而最低薪金就如雪上加霜。

马来西亚机器厂商总会会长拿督杜元成在记者会上指出,该会不是反对这项措施,而是认为政府不应一次性将最低薪金调涨25%,因现阶段不适合调涨最低薪金,若坚持要调整,也应该调涨100至1300令吉。

恐转嫁消费人

他认为,目前许多意想不到的因素导致企业成本加重,如船运延期、货柜离谱的涨价、马币兑美元及新元一再贬值,在调涨最低薪金之后,最终这笔账将算到消费人的头上,进一步推高通货膨胀。

我们认为,政府在落实调涨最低薪金制时,应该多方面考虑经济基本面,以及国际经济大环境下的负面影响。

我们希望政府再检讨调涨最低薪金的措施,或至少检讨调涨幅度,除减轻企业界的成本负担,也连带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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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分摊保费能惠及保客?/南洋社论

为了应付医疗保险和回教保险大幅调涨的问题,国家银行在2024年12月提出两项临时措施,帮助因保费上涨而受到影响的投保人。

第一项是,各大保险公司将医疗理赔通货膨胀所产生的保费增加分摊至最少3年,让投保人每年保费涨幅最高只能是每年10%。第二项则是政府和回教保险公司及私人医院共同出资6000万令吉,加速健保改革,包括实施和推广诊断相关分析,公开常见医疗程序的费用,以增加透明度。

上述宣布已经过了两个星期,并不见保险公司有什么实质行动。保险公司有耐心,保客可没有耐心,因为进入1月份,大限已至,如果再没有发展,保客就要缴交调涨的保费了。

设定顶限而非冻涨

此时,财政部副部长林慧英作出宣布,所有的保险公司必须在1月15日起,向保客提供分摊保费的措施和细节。保客如果收到保费涨价通知,可以自1月15日起,拨电保险公司要求分摊保费,公司必须照办。

什么是“分摊保费”?原来,分摊保费是保客可以要求延迟调涨的日期至2026年底,将本来要大幅调涨的保费分成3年或更多年执行,以确保每年的保险调涨不超过10%。

换句话说,国家银行只是暂时设定保险公司保费调涨的顶限,并不是冻结保费调涨。长远来看,保险公司务将达到它们所要调涨的水平。这是典型的“朝三暮四”现代版,只是将保费调涨的现实延后发生,减低冲击,和保客想象中的维持旧保费不变相差甚远。

保客成最大输家

国家银行行长拿督斯里阿都拉昔之前强调,定期调整保险和回教保险的保费已经成为必要措施,以确保能够持续满足理赔不断上涨的要求。这让保客只能扮演“羔羊”的角色,也就是说,如果公司理赔运算得当,获得盈余,那么公司就无需涨价。

但是,假设公司计算错误,那么保客必须埋单(缴交更多保费)。面对这种稳赚不赔的生意,保客,尤其是乖乖缴费,从来没有索赔的保客,成了最大的输家。

保险公司将理赔上涨的费用无止境的转嫁于保客,毫无面对亏损的风险,试问这对保客公平吗?保客要的是固定的保费(固定的风险成本),如果不能确定保费到底将上涨到什么地步,那么,保客可能认真考虑放弃购买医疗保险或者断保,转向更容易预测消费数额的政府医院求救。

国家银行在协调涨价问题,虽然已经做到将保费分摊,但是,在保客面对不合理的对待时所给予的帮忙,如果只是单单延长保费调涨的执行日期,那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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