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喧嚣的评论将当前美国通胀率激增的责任完全归咎于美联储，但其中许多都近乎愚蠢天真地低估了美联储和全球其他央行近年来不得不应付的政治压力。

在美国，当急于将进步理念付诸实践的民主党人在2021年1月控制了白宫和国会时，美联储面临的压力达到了顶峰。虽说美联储在许多方面都拥有极大独立性，但它从未享有几乎等同于欧洲中央银行的那种体制独立性。

相反，美联储是美国国会一个（在理论上）可以在短时间内彻底扭转的产物。重点在于美联储主席的任期总会在新总统任期开始后的一年内届满，同时拜登政府还有权任命其他几个美联储职位。

尽管人们一直对“美联储打包”（Fed packing，增加新职位以左右央行投票多数）的想法不甚在意，但美联储官员肯定已经注意到了拜登政府关于是否通过增加大法官人数来对抗最高法院保守派多数的讨论。

鉴于拜登一直试图实施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试问一个人该有多明智才会认为美联储会在2021年上半年通胀开始上升时开始加息？大多数经济学家当时还没有把通胀视为一个重大宏观经济问题。

请留意当我的哈佛同事劳伦斯·萨默斯早在2021年2月就开始温和地对通胀发出警告时，许多经济学家还没把冠病疫情后的持久复苏视作理所当然。

吹捧现代货币理论

此外，进步派人士一直痴迷于美国可以大幅增加联邦债务却不至于引发通胀或利率大涨的想法，而要求美联储在财政部发行债务时就出手买下的现代货币理论（Modern Monetary Theory）就是该想法的一个极端版本，且在政界和媒体中拥有众多大牌追随者。

就连在预计美国年通胀率将达7.9%的2022年2月，《纽约时报》还发表了一篇吹捧现代货币理论主要倡导者斯蒂芬妮·凯尔顿的文章。

如果美联储能在2021年上半年开始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哪怕是1/4或0.5个百分点），那拜登政府完全可以将随后出现的任何衰退怪罪在它身上，而现代货币理论的支持者则会表示自己从未获得进行实践的机会。

鉴于当时通胀已经沉寂许久，这将是对美联储的一记有力抨击，因为除了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少数极端状况，在冠病疫情爆发前通胀似乎早已消失匿迹了。而当时的低利率意味着许多政府自感有能力去承担更大的财政赤字。

奥利维尔·布兰查德等几位声望极高的中间派经济学家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政府应该比过去更少地关注债务问题，因为相对生产总值（GDP）增长，来说利率将一直维持在极低水平。

其他人则强调政府应允许债务在经济衰退和危机中增加，同时不必过于担心如何在经济繁荣时期主动降低债务。通货膨胀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

直升机撒钱受推崇

事实上，所谓的“直升机撒钱”——即央行为财政赤字融资——被广泛推崇为一种在货币政策制定者发现已经无法削减近零利率时的刺激经济方式。

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极力争辩说现代货币理论（甚至其较温和的变体）都被深深误导了，但它是一个诱人的想法，而且该想法的缺陷很难在通胀真正失控前被彻底证明。

在某种程度上，拜登政府在经济增长期间进行的超经济刺激实验是一个被要求去尝试的实验，如果美联储对此加以阻挠，就势必成为进步派人士的眼中钉。

但虽然这或许解释了美联储最初为何不加息，那它为什么在2021年底物价加速上涨时依然拒绝采取行动？部分解释可能是美联储经济学家真的认为通胀压力是暂时的。

但拜登决定将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重新任命推迟到11月下旬的做法也起到了影响：如果美联储在2021年下半年开始加息，那么总统很可能会用某位更鸽派的人取代鲍威尔，而市场会立即抵消加息的作用。

没认真对待负利率

那么未来美联储是否有办法更好地隔绝这种压力？美联储在2019年没有认真对待以深度负利率政策来缓冲通缩的想法，我觉得它确实做错了。

但平心而论，经济学界在这方面也是严重滞后的。很多对深度负利率的学界抵制浅薄得让人摸不着头脑，也需要在美联储下次审查其货币框架时加以解决。

如果美联储能有一个更强大的抗通缩工具，它或许会在通胀回升时提前调高利率方面表现得更大胆。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全面影响通常需要几个季度才能显现出来，美联储需要备足信心去更机敏地采取行动。

总而言之，美联储当然要为2020年代的大通胀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是来自左派的强大政治压力和对无限期债务政策的过度乐观分析，更别提切实存在的通胀和实际利率无法掌控性，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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