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马哈迪对外劳左右为难/谢诗坚

首相马哈迪医生在主持五一劳动开幕庆典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大量的外劳涌入担任各种下层的工作,是因为马来西亚的人民拒绝从事3D工作。

所谓3D工作是指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及劳累(demeaning)的工作。



也因为这样,马哈迪调侃说,在大马人拒绝底层工作后,就由外劳取而代之,最终,外劳变得富有,而国人则维持原状或沦为贫穷。为此,首相希望国人不要过于嫌弃低下工作,否则就连工资也没有。

虽然首相语重心长地希望国人不计工作的贵贱,但能否改变人民的思维?没有人会乐观以待。

根据我们的了解,马来西亚的大专毕业生在一两年找不到工作是等闲之事,因为他们挑选工作;反正家里养得起他们,有没有工作都无所谓;家长反而担心孩子缺钱用,经常给予补贴,久而久之就形成常态。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宁可等待成为公务员,也不要四处找工作。

按照政府公布的指南,一年只能招收约3万人成为各级公务员,但隔了不久,就会出现新的公务员的数字。当我们在2015年正热切关注为何公务员已上升到140万时,又隔了3年,再惊见公务员的数目已达170万名(高达820亿令吉);如果加上退休的70万名公务员(高达265亿令吉,两者合起来超过1000亿),则我们每年的财政收入有超过30%是用来支付公务员的开销。马哈迪认为人数太多了,应予裁减,可以转入私企工作,但私企能容纳得了吗?



让我们估算一下,我国有超过300万名的小学生、超过200万名的中学生及超过100万名的大专生;每年从中学辍学的约莫20%有余(60万左右),而每年从大专毕业出来的也有20至30万名。换句话说,如果加上小学后就退学的数目,每年就会有100万人在找寻工作。这除了显示我国教育普及以外,也加重政府的负担,它必须让工商业不断蓬勃发展,私企才能大量吸收人才。

可是,事与愿违,我们的工商业及服务业的增长并没有与人力需求成正比例,尤其是白领职业更是有限。既然建筑业在90年代后起飞,它所需要的劳工是属于3D的工作;在缺乏国人问津的情况下,也就需要外劳来补充。

外劳始于80年代中期。自从1985年我国和印尼签署引进外劳备忘录后,先是女佣打头阵,月薪也只有区区的300令吉,如今才增加到1000令吉以上;后来其他领域如建筑业、制造业、园丘、餐馆、种植业、商店及酒店等,也就不断地增加外劳的数目。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2018年的资料显示,我国人口约有3200万,其中1500万人属于劳动群(有工作能力的,但外劳已占有670万人,即44.67%)。

我们无法肯定这样的数目是否是正确的?但我们查知合法的外劳有近210万名之多(顶线是180万名),而没有登记和注册的外劳有400余万人,因此就推测数目有670万左右。

外劳或成第三大族群

有人计算,若是有此数目,则外劳已居我国第三大族群,第一是马来人和土著,第二是华裔,印裔也只能排在第四位了。这意味着非法外劳已给我国造成很大的压力(如今已不单限来自印尼,而是包括孟加拉、菲律宾、尼泊尔、缅甸、越南及柬埔寨等)。不论是合法或非法的,已很好地说明我国正需要这一大批不计工作低贱的工人来担任各类底层工作。不是我国真正缺乏劳动力,而是国人不愿从事底层的工作。

再说,绝大多数家庭的生活已得到改善,已不计较孩子做不做工了。

这种趋势也导致我国扩展技职教育,但此行业能否满足市场需求?还有待观察。例如其中一项槟州政府不准外劳掌厨也无法被严格执行,还是用外劳掌厨;如果没有外劳,恐怕开档也成问题。

另外一个令国家头痛的是,菲律宾苏禄人入住沙巴的大问题。他们声称这里(沙巴)原是他们的土地,他们是回家来;如今已超过30万人。

按沙巴人口统计,其人口已从加入大马时(1963年)只有50万人至今天的390万人,其中88万是非法移民。

因此,中央及州政府密切合作缓解外来移民的问题是当务之急,不然,沙巴将会面对“抢饭碗”的问题。

管制得比较好的是砂拉越。独立时(1963年)人口有70万人,直到今天也只有260余万人,其中非法移民有35万人。

以此来分析,西马是拥有最多外劳的问题,也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威胁。马哈迪也因之陷入进退维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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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冻结引进令供需不均 外劳中介营运艰难

报道:张燕苹

(吉隆坡22日讯)外劳的工作表现和更换成本为中介公司带来业务压力,加上政府冻结新外劳申请的政策,限制了中介公司在招募和引入外劳方面的灵活性,导致无法满足雇主的需求,影响中介公司的收入来源和业务发展。

外劳的工作稳定性直接影响到雇主的满意度,频繁更换不但对中介管理成本造成负担,还可能导致他们流失客户。

根据从事外劳中介的马来西亚安溪会馆联合会总会副总会长拿督刘文财向《南洋商报》表示,这种情况对建筑、制造业等对劳动力需求量较大的行业较为明显,造成用工短缺,进而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

外劳引进渠道收紧

他说,外劳引进渠道的收紧,中介公司可能要转向其他业务,例如帮助现有外劳办理工作签证延续、提供培训服务,或是寻找其他解决方案来缓解劳动力短缺。

“尽管这些措施可能为中介公司带来新的收入来源,但同时也要求其具备更高的专业技能和服务能力,以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他提到,由于外劳供应受限,市场上的外劳价格可能会上涨,雇主的雇用成本增加。

虽然中介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调整服务费用,但如果价格过高,也可能导致客户的不满,甚至失去部分客户。因此,如何平衡价格和服务质量,也是中介公司面对的一个挑战。

朝令夕改增加不确定性

“政策的频繁变动,如外劳配额的突然取消或加强审查,进一步增加了中介业务的不确定性。在这方面,业者必须时刻关注政策动态,并灵活调整业务策略,以应对政策变化带来的影响。”

刘文财也表示,外劳在各领域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尤其是在建筑、制造和农业等领域,他们的技能水平、工作态度和语言沟通能力等因素,直接影响到工作效果。

“如果外劳的工作表现不尽如人意,中介公司可能需要介入,提供培训或更换,这不仅会引起客户不满,还可能增加额外的管理成本。

供给骤减或难及时替补

我国雇主正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困境,特别是当现有劳工合同的到期及外劳离职,导致劳动力供给骤减,无法及时招募新外劳替补离职者。

大马雇主联合会(MEF)主席拿督赛胡申博士促请政府协助中小微企业加快采用新技术,以填补外劳数量减少所带来的影响,并且各利益相关方需共同努力,鼓励本地劳动力填补因新外劳招募冻结而出现的劳动力空缺。

他说,政府决定维持对新外劳申请的冻结政策至明年第一季度,主要是根据第12大马计划,目前本地劳工与外劳的比例已接近上限(2.41:1)。

赛胡申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说,我国在多个领域,特别是种植业、建筑业、农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十分严重,而这些领域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却非常关键。

他说,在吸引、培训和留住人才方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特别是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和数字化转型的挑战时。

“我国需要不断更新并调整培训计划,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不但包括技术技能,还需要涵盖在劳动力市场中日益重要的软技能,同时应利用技术和在线学习平台,让培训更加便捷和吸引人。”

更换外劳影响企业营运

刘文财说,更换外劳不仅涉及到重新招聘和培训的费用,还有可能导致雇主的生产中断,影响业务营运。

这会加大中介的营运压力,特别是在需要迅速满足雇主需求的情况下,如重新招聘、办理相关手续、安顿新的外劳等,都需要额外的时间和资金。

此外,外劳的流动性较大,可能因为工资、工作环境等原因频繁更换工作,导致中介必须时刻保持足够的外劳储备和应变能力,增加了管理和运作的复杂性。

“因此,对于中介公司来说,保持外劳的工作稳定性、减少不必要的更换频率都是业务管理中的重要挑战。如果外劳频繁更换,中介公司不仅要承担培训成本,还可能面临客户流失的风险。”

“为了克服这方面的问题,中介公司必须通过严格的筛选、培训和管理等措施来提高外劳的工作表现,从而减少更换频率和相关成本。”

多管齐下培养本地人才

针对我国应如何促进本地人才发展,以减少对外劳的过度依赖?

赛胡申提到,我国可以优先培养本地人才,减少对外劳的依赖,同时重点提升教育体系、改革政策和改善职场文化。

他说,有必要加强教育体系,特别是更加重视与各行业需求紧密相关的技术和职业教育培训。应为学生提供直接适用于职场的相关技能,确保新兴劳动力能够满足各行业的具体需求;这不但有助于培养本地高素质劳动力,还能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从而减少对外劳的依赖。

“为吸引本地人才进入传统上由外劳主导的行业,需发展清晰而吸引人的职业发展路径。建立明确且可实现的职业晋升体系,能够激励员工在其领域中不断求进步。”

企业须完善薪酬体系

他认为,通过提供市场竞争力强且与职位需求和技能要求相符的薪酬,加强本地职位对本地人才的吸引力,从而减少本地人对这些岗位的排斥,因此企业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薪酬体系,确保公司的营运调整以适应市场变化。

此外, 政府可以为承诺招聘和培养本地人才的企业提供税收优惠、补贴和其他金融支持。

“推动文化转变,尊重并重视所有形式的工作,包括体力劳动和技能型劳动。通过公共宣传活动和教育改革,纠正与某些工作(尤其是“3D”,即危险、肮脏和困难工作)相关的社会偏见;通过重新塑造工作职位名称和采用新技术,可以提高这些工作的吸引力和地位。”

“通过改善工作条件,例如在特定生产过程中引入机械化以提高技能要求,以及重新评估与这些角色相关的薪资和福利,可以使这些“3D”工作对本地劳动力更具吸引力。”

雇主应维护外劳权益

赛胡申也认为,雇主应承认外劳对国家经济的贡献,维护他们的权益之外也帮助他们融入社区。

“大马在经济上受益于外劳的贡献,这不仅体现在填补劳动力缺口,还包括提升生产力和带动本地无法独立维持的经济活动。例如,外劳在种植业和建筑业这两个大马主要经济驱动领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府一向努力完善保护外劳的法律框架,不仅强化执行劳动法,还通过与来源国签署双边协议保障外劳的福利。这些努力还涵盖了确保公平的招聘流程,以及工作期间的福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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