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马哈迪医生在主持五一劳动开幕庆典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大量的外劳涌入担任各种下层的工作，是因为马来西亚的人民拒绝从事3D工作。

所谓3D工作是指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及劳累（demeaning）的工作。

也因为这样，马哈迪调侃说，在大马人拒绝底层工作后，就由外劳取而代之，最终，外劳变得富有，而国人则维持原状或沦为贫穷。为此，首相希望国人不要过于嫌弃低下工作，否则就连工资也没有。

虽然首相语重心长地希望国人不计工作的贵贱，但能否改变人民的思维？没有人会乐观以待。

根据我们的了解，马来西亚的大专毕业生在一两年找不到工作是等闲之事，因为他们挑选工作；反正家里养得起他们，有没有工作都无所谓；家长反而担心孩子缺钱用，经常给予补贴，久而久之就形成常态。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宁可等待成为公务员，也不要四处找工作。

按照政府公布的指南，一年只能招收约3万人成为各级公务员，但隔了不久，就会出现新的公务员的数字。当我们在2015年正热切关注为何公务员已上升到140万时，又隔了3年，再惊见公务员的数目已达170万名（高达820亿令吉）；如果加上退休的70万名公务员（高达265亿令吉，两者合起来超过1000亿），则我们每年的财政收入有超过30%是用来支付公务员的开销。马哈迪认为人数太多了，应予裁减，可以转入私企工作，但私企能容纳得了吗？

让我们估算一下，我国有超过300万名的小学生、超过200万名的中学生及超过100万名的大专生；每年从中学辍学的约莫20%有余（60万左右），而每年从大专毕业出来的也有20至30万名。换句话说，如果加上小学后就退学的数目，每年就会有100万人在找寻工作。这除了显示我国教育普及以外，也加重政府的负担，它必须让工商业不断蓬勃发展，私企才能大量吸收人才。

可是，事与愿违，我们的工商业及服务业的增长并没有与人力需求成正比例，尤其是白领职业更是有限。既然建筑业在90年代后起飞，它所需要的劳工是属于3D的工作；在缺乏国人问津的情况下，也就需要外劳来补充。

外劳始于80年代中期。自从1985年我国和印尼签署引进外劳备忘录后，先是女佣打头阵，月薪也只有区区的300令吉，如今才增加到1000令吉以上；后来其他领域如建筑业、制造业、园丘、餐馆、种植业、商店及酒店等，也就不断地增加外劳的数目。

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2018年的资料显示，我国人口约有3200万，其中1500万人属于劳动群（有工作能力的，但外劳已占有670万人，即44.67%）。

我们无法肯定这样的数目是否是正确的？但我们查知合法的外劳有近210万名之多（顶线是180万名），而没有登记和注册的外劳有400余万人，因此就推测数目有670万左右。

外劳或成第三大族群

有人计算，若是有此数目，则外劳已居我国第三大族群，第一是马来人和土著，第二是华裔，印裔也只能排在第四位了。这意味着非法外劳已给我国造成很大的压力（如今已不单限来自印尼，而是包括孟加拉、菲律宾、尼泊尔、缅甸、越南及柬埔寨等）。不论是合法或非法的，已很好地说明我国正需要这一大批不计工作低贱的工人来担任各类底层工作。不是我国真正缺乏劳动力，而是国人不愿从事底层的工作。

再说，绝大多数家庭的生活已得到改善，已不计较孩子做不做工了。

这种趋势也导致我国扩展技职教育，但此行业能否满足市场需求？还有待观察。例如其中一项槟州政府不准外劳掌厨也无法被严格执行，还是用外劳掌厨；如果没有外劳，恐怕开档也成问题。

另外一个令国家头痛的是，菲律宾苏禄人入住沙巴的大问题。他们声称这里（沙巴）原是他们的土地，他们是回家来；如今已超过30万人。

按沙巴人口统计，其人口已从加入大马时（1963年）只有50万人至今天的390万人，其中88万是非法移民。

因此，中央及州政府密切合作缓解外来移民的问题是当务之急，不然，沙巴将会面对“抢饭碗”的问题。

管制得比较好的是砂拉越。独立时（1963年）人口有70万人，直到今天也只有260余万人，其中非法移民有35万人。

以此来分析，西马是拥有最多外劳的问题，也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威胁。马哈迪也因之陷入进退维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