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论坛两年多来的首次会议，与我自1995年以来参加的那些明显不同。

这不仅是因为一月洁白的雪景和晴空被五月光秃秃的滑雪场和阴雨所取代，而是这个向来致力于倡导全球化的论坛如今主要关注的却是各种全球化失灵现象：供应链断裂、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知识产权制度只不过让少数制药公司多赚了几十亿美元，却导致数十亿人无法获得冠病疫苗。

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应对措施包括将生产“回迁 ”或“迁往友邦”，以及制定“工业政策以提高国家生产能力”。

每个人似乎都在为一个无国界世界而奋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突然间每个人都认识到至少有一些国家边界是实现经济发展和安全的关键。

对于那些曾经倡导不受约束全球化的人来说，这种转变导致了某种认知失调，因为新政策建议意味着国际贸易体系的长期规则将被扭曲或打破。

由于无法将“友邦迁徙”的做法与自由和非歧视性贸易原则相匹配，出席达沃斯会议的大多数商业和政治领导人都只能用一些正确的废话来打圆场，却很少有人对事情如何以及为何会走到这一步，或者对在全球化高峰期盛行的那些有缺陷且过度乐观的推理进行反思。

没备用轮胎

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全球化。我们整个市场经济都缺乏弹性。人们的做法基本上等同于生产没有备用轮胎的汽车——为了在眼下节省几美元成本而罔顾未来紧急状况。

准时制库存管理系统，在经济只会遭遇轻微扰动时堪称一个了不起的创新，但在面对冠病导致的停产时就成了是一场灾难，引发各类供应短缺连锁反应（比如芯片供应不足导致新车断供）。

正如我在2006年出版的《让全球化发挥作用》一书中所警告的那样，市场在为风险“定价”方面表现得相当拙劣（基于它们不去为二氧化碳排放定价同样的原因）。

以德国为例，它选择让本国经济依赖于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但后者显然是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

如今这些可以预见和已被预测的后果都落到了德国人头上。

正如亚当·斯密在18世纪认识到的那样，存在天然垄断倾向的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一个能够自我维持的系统。

然而自从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开创了一个 “放松管制”的时代以来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已成常态，更不仅限于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等备受瞩目的领域。

今年春天，美国婴儿配方奶粉的灾难性短缺事件本身就是垄断的结果：在雅培公司因安全问题被迫停产后，美国人很快意识到仅仅这一家公司就占据了美国近一半的奶粉供应量。

失灵的政治后果

全球化失灵的政治后果也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充分展现了出来。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克里姆林宫立即遭到了几乎所有国家的谴责。

但事发三个月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却转而采取了更加模糊的立场。

许多人指出美国要求俄罗斯为侵略行为负责的做法是虚伪之举，因为它自己就曾在2003年以虚假借口入侵了伊拉克。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还强调了欧洲和美国近年实施的疫苗民族主义行径，而为这种民族主义撑腰的则是那些30年前强加给它们的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条款。

眼下也正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地承受着更高的食品和能源价格。

这些近期事态发展与历史上的种种不公结合起来，使得西方对民主和国际法治的倡导变得越发不可信。

虽说许多拒绝支持美国捍卫民主的国家自己也不民主，但反对者中也不乏民主国家，而美国领导这场斗争的地位已经被其自身的失败所削弱——从系统性的种族主义和特朗普政府与众多独裁者的眉来眼去，再到共和党压制投票并转移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骚乱事件注意力的种种企图。

达沃斯专家搞砸了

对美国来说，最好的做法是通过协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应对激增的食品和能源成本来展现更大的团结。这可以通过重新分配富国的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的储备资产），以及在世贸组织支持强有力的冠病知识产权豁免措施来实现。

此外，高昂的粮食和能源价格可能会导致许多贫穷国家爆发债务危机，进一步加剧疫情导致的悲惨不平等现象。如果美国和欧洲想展示真正的全球领导力，那就得停止站在那些诱使各国承担超出其承受能力债务的大银行和债权人一边。

在倡导全球化的四十年后，达沃斯这帮人显然把事情搞砸了。它承诺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带来繁荣。但是在让富国企业巨头们大发其财的同时，那些本可以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的进程却开始四处树敌。

宣称让富人致富就会自动惠及所有人的“涓滴经济学”是一个骗局——一个既没有理论也没有证据支持的想法。

今年的达沃斯会议错失了良机，因为它本可以成为一个对那些把世界带到今天这个地步的决策者和政策予以认真反思的机会。如今全球化已经越过了它的顶点，只希望我们能在应对其衰退方面比管理其崛起时做得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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