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有很多关于回归1970年代经济状况的讨论。英国5月的按年通胀率达9.1%，媒体上充斥着破坏性罢工事件的报道。

但1970年代的经济状况真的会出现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支出以及货币和财政政策。

当然还需要考虑一些全球作用力，包括冠病疫情、中国不确定的经济前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全球经济和政治治理的普遍负面动荡状况。

随着劳动者要求提高工资，长期通胀预期已成为一个核心问题。

6月初外界密切关注的密歇根大学通胀预期调查显示，受访者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从3%急升到3.3%。

工资谈判成关键

这是令人担忧的，它对那些（像我一样）一直认为描绘中长期图景的证据仍然相当不明朗的人来说堪称一大打击。

而其他（金融市场之外的）调查则表明，最近能源、食品和消费物价的飙升都是一次性事件而非真正通胀的迹象。

但如今更大的风险则是通胀预期确实正日益脱锚。

这使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处于一个艰难境地，因为它们绝不能让这种趋势固化下来，否则的话我们就真的会回到五十年前的黑暗时代。

英国央行最近加息25个基点后，发布的会议纪要的口吻明显比以往更加鹰派，表明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将出台更多的政策性加息。

在这种情况下，工资谈判已然成为经济前景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公务员涨薪不可取

鉴于工资价格螺旋上升的风险加剧，我认为英国政府对主要铁路工人工会采取强硬立场是正确的。

必须向公众和媒体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虽然8至9%的通胀率代表了对可支配收入的巨大打击，但这主要是由能源和食品价格飙升驱动的，而这些问题必将得到解决。

如果我们想让通胀率回归过去20多年的低水平，那最不可取的就是公共部门薪酬支出的大规模永久性增长（除非他们能用同样程度的生产力增长来证明涨薪的合理性）。

此外，公共部门财政承受的额外压力将比过去更加巨大，使得关于何为税收和公共支出相对合理水平的困难辩论变得更为复杂。

控制长期通胀预期

我是作为“有使命的利润”这类概念的倡导者，以及英国北部振兴计划伙伴关系副主席和Northern Gritstone（由谢菲尔德大学、利兹大学和曼彻斯特大学三所英国北部大学共同成立的新投资公司）主席来写这篇文章的。

目前，我们需要放手让政策制定者将通胀——尤其是长期通胀预期——控制住。

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应对应当具备三个要素：首先，政府必须允许其央行做它们需要做的事以控制价格。

第二，政治家们必须停止营造那种政府有棵神奇的摇钱树，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摇动它来解决的印象。

如果一个政府想展现自己是积极主动的，就应该为其财政政策引入一个经过精细考量的框架。

在这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著名的“黄金法则”，该法则规定公共部门可以借款去支付资本投资，而经常性支出必须由税收和其他收入来承担。现在迫切需要一个该法则的修订版去确保公共部门的投资支出不仅得到保护，而且得到鼓励。

企业减税没意义

第三且与此类似的是，政府必须更加认真地对待一般性长期投资支出，特别是与“提升”落后地区有关的投资。

政策制定者们应该让企业摒除减税的念头，除非后者能拿出证据来证明这类措施确实能提高生产力。过往几十年的企业减税措施，似乎并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促进企业投资和生产力。

而更好的做法则是支持欠发达地区的较高风险型企业和行业（比如风险投资），同时更大力度地去规范股票回购这类狡猾的资产负债表管理手法（也许只有在有切实证据表明生产率会因此提高时才允许这样做）。

政治领导人需要向公众——特别是数百万低收入劳动者——解释为什么接受一些实际（排除通胀因素后的）收入下降，作为控制通胀过程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是符合所有人利益的。如果没有物价稳定或生产力的提高，慷慨的工资、财政或货币政策在经济上将是不可持续的，只能是些虚假的承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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