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槟城百年二巨人/谢诗坚博士

很幸运的,在一百年前我们诞生了一位旷世奇才。当6万人已死于鼠疫时,他奉命来到东北拯救了一个民族的命运。他就是在槟城土生土长的伍连德医生(1879-1960)。他先后只用4个月的时间控制了鼠疫的横行,从而迎来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世界鼠疫大会而永载史册。

另一位也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才子,他与伍连德一样拿了英国的奖学金,在英国完成医学教育后远渡中国。后来他用他的生花妙笔描绘一个多姿多彩的乔治市(他本人也是画家)。这个人就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林苍祐医生(1919-2010)。虽然彼此相差40岁,间隔一代,却一前一后成为槟城人的骄傲而津津乐道。

伍连德发明口罩

如果说今天染上冠病者已超过5亿人,而有600余万人死亡是因为医学人才的培养赶不上病种变异的快速,以致让所有的专家感到束手无策,回过头来看伍连德的贡献也就显得异常珍贵了。他也发明了口罩,且在那个时代单枪匹马到哈尔滨向鼠疫挑战。

同样的,槟城在“5·13”后从一个死气沉沉的社会发展成欣欣向荣的社会,也是因为有了一位千古一绝的林苍祐。他在七十年代初邀请美国的电子业先驱到槟城投资。虽然是廉价劳工,但总比没有工作来得好。

随着国民半导体电子厂(NS)的扩建和英特尔公司、惠普(现为德科技和安捷伦科技)、罗伯特博世、AMD、Litronix(现为欧司朗光电半导体)、日立(现为瑞萨电子)、歌乐和美国国家半导体的入驻,槟城终于一洗颓气,摇身成为东方的硅谷(Oriental Silicon Valley)(所谓硅谷是指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电子城圣克拉拉谷(Santa Clara Valley)的别称)。

在今天,槟城已拥有350家跨国公司,并得到3000多家与制造业相关的中小企业的支持。

槟州政府在其《珍珠快讯》中说,槟城在2021年批准的制造业创下762 亿令吉的新高,比起过去2012年至2020年的累积投资(达731亿令吉)还要高。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投资发展局(MIDA)的数据显示,槟城在2021年的投资共涉及111个项目,已成为最多外国直接投资的州属,占国内FDI的41%。

槟州首席部长曹观友则认为冠病不会对槟州的未来造成太大的负面影响。

林苍祐眼光独到

从这样看来,1957年以前,我们还是“东方之珠”;但12年后(1957年-1969年),我们已沦为东方渔村。因为有了林苍祐,他只用20年的时间(1969年-1990年)把渔村转身为“东方硅谷”。难怪马哈迪在林苍祐于1990年退休前罕有地大力赞扬林眼光独到,把电子业带入槟城,改变了马来西亚的一草一木。

如果没有林苍祐,今天的槟城依然是东方渔村,大多数人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渔民。

我的结论是:整个马来西亚直到今天依然是处处资源,前有锡矿和橡胶,后有石油、天然气、棕油、金矿和稀土等。而电子业及半导体工业更是一枝独秀地遍地开花。五座深水码头在北海提早完成,航空运输业的快速增长,自由贸易区的设立,在在反映了北马乃至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区域中最先洞悉先机的国家。

有掘之不尽的资源而成为躺在马六甲海峡和南中国海的一颗闪亮明珠,只要有效控制贪污和腐败;只要善用资源和人才,马来西亚的未来必然会搭乘一带一路的列车与世界接轨,而成为先进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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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马来西亚民族在哪里?/谢诗坚博士

《当今大马》专栏作家达耶巴南(S.Thayaparan)近日(11月11日)在其专栏,针对公正党巴西古当议员哈山卡林在议会上建议团结政府,集中其资源,以培植“马来西亚民族”一事发表评论,认为“马来西亚民族”的名词如同在表面上铺上金属防锈,而实际上是黯淡的。

马来西亚所设置的种族至上已成为常态,马来人的地位及马来人的定义在宪法上已有所阐明。因此身为马来西亚人,我们或者接受社会契约的概念、马来人至上概念及马来人的特别地位,压下了所有的民主概念或通过投票,以便重新改变传统的政治概念。

我在进入大学后,才了解到马来亚/马来西亚不曾有过马来西亚民族主义这一类的哲学话语,而是一个多元种族生活在一起的地方。

尽管已有原住民或外来移民迁入居住,但因缺乏人才和管治,一切都由英国安排,包括后来成立的马来亚联合邦。

对于各种族人民而言,大家只是参与局部的斗争,例如马共被视为华族的政治斗争。因此,马来亚或马来西亚人未曾真正以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概念,在东南亚掀起政治斗争。

反之,英国为其便利(主要是对矿产和资源的开发),动员处于四分五裂的人群,依据种族的不同而区分工作地点,比如马来人在乡区农耕、印度人在园丘割胶、华人在矿地开采锡矿;加上后来东马的卡达山人及达雅人,就蔚成一个多元种族的大杂烩,共计有40多个种族之多。

整体而言,它起因于宗教和种族的不同,造成马来西亚人民的团结并不牢固。

30年承诺一场空欢喜

直到1990年,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认为时机已成熟,乃大胆地提出要在30年内打造一个“马来西亚民族”。因此,他也订下了2020年宏愿,不但要出现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称号,而且也要把马来西亚打造成先进国(所谓先进国是指国人平均年收入为RM15000的水平)。

可惜在2020年时,我们不但未达标,马哈迪(2003年退休)更是指责其接班人不够精明,才使到马来西亚发展进度令人失望。30年的承诺,换来的是一场空欢喜。

照理马哈迪与当时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组合(1981-1998),是可以为国家带来巨大的改变。当时马哈迪希望借助安华的影响力,在政府内注入回教元素,但又不改变其世俗政体。安华被促请循序渐进,不要因宗教的鼓吹而将人民再一次分裂。

但安华在1998年落马后,整个国家的格局就被改写了。

安华的反叛换来马来政治思潮的大转变,新崛起的人民公正党与伊党合作,以及在行动党配合下,在1999年的大选改变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态,第一次展示了宗教力量的崛起。

伊党在转打宗教牌下,取得27个国席和执政丹登两州;而巫统在当时依然相信民族主义是万灵丹,结果接下来又是噩梦连连。

安华本来就是个宗教主义的领袖,但他选择加入巫统而不是伊党,结果导致巫伊两党结下梁子。当安华被马哈迪排斥后,才转而致力于与伊党合作,希望通过马来人至上的概念,来巩固马来人的政治主导权。

宗教主导政治方向

不幸的是,安华被马哈迪压得喘不过气,原本以为在2018年的大选能全面翻身,讵料他碰上马哈迪这个克星,圆不了首相梦,反而助长伊党的气焰,使马来西亚的政治加入了宗教元素,而变得更加复杂。

直到2022年,安华才得以从中崛起。表面上看来我国没有大改变,唯一改变的是宗教已经主导政治方向。不论是安华让巫统强大斗伊党,或是伊党力求坐大挫巫统,都是一头栽进宗教政治中,几乎忘了这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也忘了这个国家依然是世俗政体。

长此下去,马来西亚不但无法培植出新一代的民族主义,更无法打破宗教的束缚,而是一直处于政教斗争中。今天的伊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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