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叫武居秀典的日本人7月11日在《东洋经济》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内容是：在东盟，中国被信赖度高于日本。

该文指出，今年5月，日本外务省发布了《2021年度国际对日舆论调查结果》，对东盟国家的统计结果令人震惊。关于“哪个国家将成为今后重要的合作伙伴”，回答是“中国”的最多，占48%；日本紧随其后，占43%。这是自2007年以来日本首次被中国超越。更令人吃惊的是，中国在“最值得信赖的国家”方面，也超过了日本。

考验日企真正竞争力

作者在文中将这种结果归结为，一是中国科技巨头控制着包括物流在内的“服务平台”；二是以电动汽车为优势的中国厂商将快速打入东盟市场。结论是，如何在东盟市场上战胜中国企业，考验的是今后日本企业的真正竞争力。

笔者想，这位武居秀典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总之将问题简单化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信赖盖过日本，难道仅仅是产品或服务竞争力的问题？通常而言，一个国家政府也好、国民也罢，表现出对另一国的信赖，起决定性的因素不外乎是两国关系、文化交流、经贸往来及国民感情等等。而产品竞争力充其量只是其中之一，而且还不是最主要的。

顺着武居秀典的问题，笔者也来谈谈“东盟国家为何信赖中国高于日本”。

二战期间，日本除了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外，还挑起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南亚不少国家。期间，日军少不了杀害当地的军人与百姓，并掠夺战争物资。这个阶段，东南亚国家是不可能信赖日本的。

东盟成第二母市场

东南亚国家转变对日本的看法，开始于战后经济起飞的上世纪60年代。日本经济在战后一片废墟中复苏，得益于朝鲜战争对美军的军备生产与补给，及美国大兵视日本为休假胜地等等。伴随日本经济起飞，家用电器、汽车等作为出口产品销往全世界，东南亚市场也是倾销对象之一。日本为了令上述产品在东南亚市场打开销路，投资与资助当地兴建电力设施，为使用家电、工厂开工提供稳定电力供应；同时，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项目，日本协助当地修建公路、码头等基建设施，方便产品进出当地，及为日本汽车在当地行驶提供用武之地。这样一来，正如武居秀典所描述的，日本和东盟各国在经济贸易等方面关系密切，很多日本企业将东盟市场定位为继日本市场之后的“第二母市场”。

风水轮流转。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内地拉开改革开放大幕。在“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政策之下，中国逐步融入国际市场。特别是加入WTO，中国与国际市场深度接轨。东盟作为与中国陆地相连、海上相通的邻居，中国奉行“睦邻、安邻、富邻”政策，与东盟建立“10＋1”机制，双方签订自贸协定并不断升级；在中国主导下，以东盟为基础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2020年签署，成员涵盖东盟十国、中日韩及澳纽；并于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诸多利好因素共同发酵，尽管冠病冠疫情打击全球经济，而东盟与中国的贸易总额前两年连续超越美欧，成为中国内地第一大贸易伙伴。

经贸热络令到中国获得东盟国家的信赖“水涨船高”。但是，光是冷冰冰的经贸数字是不够的。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还得益于中国的外交及对外政策，概括如下：首先是中国不干涉东盟国家内政；其次是妥善处理南海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第三是不以邻为壑，典型例子就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中国承诺并践行人民币不贬值；第四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及亚投行，协助东盟国家兴建基础设施；最后是中国牵头设立公共安全机制，如中寮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

中华文化影响深远

至于文化交流和国民感情，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源远流长。东盟中的不少国家历史上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深远，属于中华文化圈的组成部分；而华人华侨在东南亚更是以人数多、经济实力强、爱国爱乡闻名。这些人文与历史的元素，不是日本单靠战后几十年的“急就章”所能比拟的。

东盟国家对日本的信赖度，还有继续往下降的现实可能。这与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围堵中国，令东盟国家左右为难、被迫选边站有关。在印太战略中，日本是急先锋、是美国在亚太的第一执行人；加上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刺杀后，参议院改选支持修改和平宪法的政党议员总数超过国会的三分之二。岸田文雄政府极可能开动修宪战车，一旦日本摆脱和平宪法的桎捁，将给区域与世界和平带来威胁。届时，东盟国家对日本的信赖岂不流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