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美国不管是竞争还是对抗，总之双方你来我往，近期都在步步升级。可当今世界“两强”有一点却是殊路同归：两国都反对或限制堕胎。

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24日推翻了1973年罗诉韦德案判决，女性堕胎权不再受宪法保护，全美估计有超过半数的州将禁止和限制堕胎。美国反对堕胎，说是要保护宪法赋予的“生命权”；而中国限制堕胎，则是出于人口增长的需要。

限制堕胎促进生育率

中国国家卫健委网站8月16日宣布，要求各地政府采取措施，减少人工流产，以促成增加生育、提高人口数量的目标；并指出这些政策对于中国的长期人口平衡至关重要。这与过去实施“一胎化”政策期间通过强制的方式对妇女实施堕胎的做法形成了强烈对比。可见，中国内地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和增加人口的急迫性，均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2021年中国内地人口出生率是1.16，在全球排在生育率最低的少数国家之列，大大低于人口稳定增长所需要的2.1；减去死亡人口数量后，内地总人口仅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人口数字显示，内地今年的新生儿数量将降至有记录以来的低点，从去年的1060万婴儿降至1000万以下，比2020年减少11.5%。

中国内地的人口趋势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大转折。今年7月，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提出，中国最早可能在2023年出现人口负增长。8月，国家卫健委在《求是》杂志发文，指出内地总人口增速明显放缓，“十四五”期间将进入负增长阶段。

中国内地在计划生育时代，痛感“人口爆炸”对社会、经济及民生的压力，恨不得一夜之间将人口增长的势头遏制住；而当经济发展起来后、出生率出现下降时，面对人口负增长，从政府到学界却异常地紧张。为何会产生如此自相矛盾的极端情绪？归根到底与陷入“人口红利”的迷思有关。

须走出“人口红利”迷思

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内地迅速进入高速的经济增长，而且这种增长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直到2010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专家往往将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之一，归到“人口红利”。于是，从政府到学界至今还念念不忘“人口红利”，似乎没了“人口红利”，中国经济就是“世界末日”。

其实，人口负增长是无法避免的趋势，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不利之处在于，劳动力减少及年龄结构老化；有利之处在于，引发劳动密集型向资本、知识、科技密集型转变，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和经济持续增长。

为此，中国内地必须走出“人口红利”的迷思，面对人口负增长几乎是不可逆的现实，谋求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因此，内地在“人口数量红利”消失的状态下，可做的是如何增加“人口质量红利”，即提供劳动力的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靠什么？唯一的出路是科技。

同时，不能在人口劳动力绝对数上死磕，而应该在相对数上挖掘潜力，比如，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就业、延长退休年龄、提高劳动力素质、职业化培训等等。

区域合作首选东南亚

中国内地如此在意“人口红利”，在于要维系制造业大国的地位。谈起中国制造业，内地常常将“中国是联合国公布的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挂在嘴边。这种满足感恐要放弃。在人口负增长下，随着劳动力绝对数量的减少，维持大而全、小而全的工业门类似乎不现实。中国制造业最终要走上高端化，必然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必须放弃一些门类与工种。否则，只能是制造业大国而成不了强国。

与此相关的情形是，产业链外溢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挡不住也拦不住。随着劳动力的成本升高，内地应着眼于全球化、区域化合作；引进外劳，展开区域化产业分工。从区域融合、文化相近、距离适中等因素考量，东南亚始终是中国展开区域化合作的首选；而且中国与东盟1+10机制、自贸区升级版及RCEP等，都为此创造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