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黎添华、张燕萍  图|受访者提供、网络

2017年的某天，一场合乎情理安排，却又震惊各界的消息在国际体坛传了开来 — 奥运史上最出色的泳将麦克菲尔普斯决定退役，并以董事身分加入澳洲精神健康公司Medibio。

这个获得23面奥运金牌的“飞鱼”是基于自己也曾饱受忧郁症折磨，因而想投身在心理健康领域，以协助许多和他有着相同遭遇的朋友，同时也提高人们对这方面的认知及关注。

麦克菲尔普斯是体坛中的顶尖人物，但他也深受情绪困扰，显然的，看似体壮正向的健儿原来不一定比我们健康，这也是为何“飞鱼”就直言：It's OK to not be OK !

每个人都有压力，而不同人的应对方式，更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只是，健儿们承受的却似乎比一般人来得多。除了夺冠的期待、网络霸凌，以及民众放大他们的个人行为外，疫情导致的训练中断、赛会取消、赞助终止或津贴减半等，都一步步地将他们逼向另一个死角。

不过，对5度受邀出任奥运举重赛会总裁判的世界举重理事会署理主席拿督王宝荣而言，追根究底，始终与我国没有健儿社会保障网有关。

非常看重成败得失

他向本报指出，健儿们都有一个夺标的终极目标，但失去奖牌并不会让他们痛不欲生，反之真正让他们陷入焦虑与迷茫的，是健儿们深刻了解到基于国家体育编制无法提供他们一个长远的生活保障，所以才将成败得失看得十分重。

尤其一些有天分的健儿从小便被遴选，之后连串的培训更很大可能将断送他们深造的机会，所以，运动就是他们的一切，一旦无法夺标，就意味着他们将失去赞助商的支持与资源，加上缺乏职场所需的一技之长或学历，前景充满挑战。

“他们牺牲了学业，更冒着牺牲前景的代价去为国争光，所以，健儿们承受的压力是超乎大家的想象。”

中国典范值得参考

这点，中国或许是值得参考的典范。中国健儿退役后，会自动地在编制内进入体育发展的一分子，如，成为教练、出任体育相关官职，或在学校里成为体育老师。也因如此，健儿们不但可以在没有后顾之忧下尽情挥洒专长，更不会因为担心前景而陷入焦虑窘境。当然，中国健儿还是在乎奖牌的，但多数健儿追逐的是为国争光，或自我超越，压力对他们而言更像是动力，而非类似那种“失了奖牌等于没了前景”的压力。

这名在国际体坛四十多年的标杆人物指出，政府应该考虑让健儿直接获得大学的资格，如报读体育系、运动心理学、或教育系等。此外，退役后的健儿也应该自动被调往出任体育老师或教练，一些表现杰出的健儿甚至应该被纳入体育理事会内，协助推动体育发展，而非交由完全不懂运动的政治人物或朋党出任相关要职。

尤为一提的是，王宝荣点出，体制有欠完善也是一个死循环。退役健儿离开体坛后，教练一职就得交由专业程度相对不高的人接任，而学校里的体育老师则可能交由一群连足球规则也厘不清的人兼任。如此下来，我们不仅无法培育出杰出的健儿，甚至在遴选阶段就开错了头，选错了人，培训也有欠专业，最终将继续培育出另一批素质更低的选手。

社会眼光阻止健儿求救

体制有欠周全固然是健儿们压力的关键，但来自社会的眼光更像把锐利的刀锋，往健儿身上千刀万剐。

除了大众对健儿的夺标期望、放大个人行为，外形上的品头论足，以及网络霸凌外，博特拉大学医学与健康科学院精神科学系讲师许文耀医师发现，外界给予健儿的标签无不将影响他们出来求救。

“社会一般会将运动员视为人类表现的巅峰，他们跑得比普通人快，跳得比一般人还高，所以要他们承认自己的弱点，并寻求精神援助自然可能变得有些困难。”

精神困扰负面标签

他向《南洋商报》指出，根据国家体育研究院的一项调查发现，我国健儿确实对心理健康有着一定的认知，而他们也可以依据程序寻求协助。然而我国健儿却逃不过精神健康话题带来的眼光，其中民众的既定印象更在加害着健儿。

曾获得网球大满贯的25岁选手大阪直美就因为透露自己也有精神压力，结果每逢败北就会被认定心理困扰所致；足球名将丹尼罗斯也曾因为透露自己有精神困扰，岂料经常被所属的俱乐部质疑其精神状况，哪怕已经接受治疗，但负面标签仍紧紧跟随他。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地区、出现在各种项目上，但社会歧视却剥夺了健儿们发出求救信号的权利。

勇敢面对心理挑战

“要扭转趋势，就得随着越来越多的健儿开口发声，这课题才能被普及化。”

这也是为何，越来越多欧美健儿开始站出来承认自己也有精神困扰，当中包括48小时内三度创新世界纪录的澳洲泳将伊恩詹姆斯、以及格兰特等人。

另外，他也强调，一个运动员虽然在他的项目里表现出色，但这不意味他的心理是健康的。运动员也是人，自然也有可能面对心理与精神上的挑战。因此，当社会支持健儿时，不应只是重视他们的奖牌数量，更该包括他们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独特力量和潜力。

处于黑暗深海底孤单无助

国家体育研究院运动心理学咨询师刘金峰也有类似的发现。他认为，外界的歧视导致许多健儿在面对精神崩溃之际，也不敢主动寻求援助。

“这是不公平的，对一般人来说，看心理医生已是很普遍的事了，但相对承受更高压力的健儿却无法公开求助。”

他认为，我国需要一个更好的机制，让健儿有说出自己问题，却又不被对对、不遭泄露，且被保障的平台。

一名不便具名的本地国手受访时透露，就算他曾患上忧郁症但也不敢公开求助，因为前辈们曾不止一次告诉他，一旦被发现精神有困扰，就很可能会失去代表国家出征的机会，毕竟长时间的治疗会影响训练，而药物也会影响自己的表现，而予外界的整体形象也会因为心理疾病而变得负面。

“所以我自己也不敢求助。就算有心理咨询问我，我也会说自己很好。”

他甚至坦言，那段时间总觉得自己在一片黑暗的深海底，溺毙在即却无法求救，孤单无助得可以，而轻生是他解脱痛苦的最佳途径。所幸，在家人发现后投入心理治疗，并在陪伴下走出困境。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那么幸运，这也是为何自杀的健儿有上升趋势，而手无寸铁的你我则是谋杀他们的“不在场凶手”。

99%健儿缺乏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刘金峰提醒，尽管身处体坛顶尖位置的1%健儿活在高压下，但是底下99%的运动员的处境更不能被忽略。

首先，顶尖健儿面对的竞争相对较少，而且也已经大概掌握对手的优缺点，反观99%远动员却得面对更多的对手，甚至还无法很好掌握每个人的水平。这无疑使得他们得承受更大的挑战。

再来，由于国家资源与社会关注往往都集中在顶尖的1%健儿身上，因此相对较缺乏关注与资源的99%运动员，面对的窘境与无助不必1%顶尖选手来得少。

“1%和99%的健儿面对到的压力不同，因此无法相提并论，但99%运动员因为缺乏社会关注，因此很容易成为沉默自杀者。”

运动心理学Vs.运动精神科

许文耀担心的，其实不仅是健儿不敢出来求助，还有社会对运动心理及精神科的重视。

据本报了解，目前运动心理学在我国尚未普及，而专门针对健儿心理的咨询专业人员更是严重不足。此外，针对健儿在疫情前后的心理跟进也少见。

许文耀就坦言，尽管他们拥有的资料显示都显示着健儿们在行动管控期间的抑郁、焦虑和压力指数皆有上升的趋势，但相关的数据还是相当有限，哪怕目前已经解禁了，但他们暂时还没有最新数据。

两者相互配合

再来，他也发现许多人无法分辨“运动心理学”及“运动精神科”的分别，这显然也反映出社会对健儿身心灵健康的重视程度仍有待提升。

“两者息息相关，甚至会相互配合，但严格来说是不同的，其中‘运动心理学’能增强健儿的表现，而精神科则看重健儿的心理状况，甚至偶尔还会开药方。”

刘金峰也透露，目前他的部门就只有6人，但却得负责三十多项体育项目，换言之，每人需要肩负3至5个不同项目。更甚的是，每各项目不止一名健儿，其中一些团队项目就可能超过10人，而每个项目又有着不同年龄组别的运动员，因此工作量相当吃重，要全程给予高专注度的咨询更是十分挑战。

“体制内的专业心理咨询师显然是不足的，我知道一些大学也有运动心理咨询，但他们或许比较多在研究与撰写论文上，有没有长时间紧密陪着健儿则是一回事。”

贴身心理咨询

国家体操理事会主席拿督斯里陈颖椿与同是共和联邦举重协会总会长的拿督王宝荣，在接受本报访问时也认为我国不太重视运动心理这一块。其中，陈颖椿就透露该会除了获得国家单位提供心理咨询外，也自费聘请专人全程贴身给予健儿心理咨询。

2人甚至认为，若上述情况不获得改善，未来饱受心理及精神困扰而选择自杀的选手将越来越多。更令他们担忧的是，这不仅是国家资源与体坛人才的损失，尚包括深远冲击，如，越来越少父母让孩子投入体坛、社会对体坛的污名化日益加剧，整体运动风气下降，国民健康指数红灯等。

显然的，一个运动员之死的原因十分复杂，牵涉面广，但是就算再难克服，各方也得相辅相成地采取行动，否则这不仅是损失一个健儿那么简单，更不是体坛损失那么纯粹。

下期：中国二级心理咨询师越洋向我国分享心得。

【从运动员之死说起……上篇】奖牌压力压垮运动健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