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回是轮到马来西亚执政党的内讧，曾经在2018年丧失政权的巫统却在2020年参与“喜来登政变”而又再翻身成为第二大的执政党，以37席跻身执政集团，和土著团结党分享政权，获得沾光的有伊斯兰党、马华和国大党等。

“喜来登政变”是众所周知的闪电夺权行动，不是经过民选上台的。因此被戏称为“后门政府”。领导这场运动的主持人竟是来自与敦马哈迪医生同一阵营的丹斯里慕尤丁，两人也因此公开交恶。

但政变是为何发生？谁也没有大胆说出来，只是认定是马哈迪的主动辞职才让慕尤丁钻了空隙趁势而上，加上他得到拿督斯里阿兹敏率领10名议员加入其中以及与巫统的结合，也就快刀斩乱麻将希盟政权扳倒了。

敦马失误害了希盟

就2020年2月的情势而言，如果不是马哈迪的辞职，就不可能发生“喜来登政变”。因为在君主立宪下，需要通过国会才能罢免首相，而且要通过不信任动议。当程序走完后，首相就得呈辞，交由元首另委首相。

但过去的程序不是这样的，而是马哈迪的自动辞职，开了一个天窗让慕尤丁获得机会得到元首按其所获得的支持票数（超过111席）而委任成为首相。

这就是说，原本不曾被列为首相人选的慕尤丁在马哈迪的失误下，造就了“自己人”打倒“自己人”的传奇故事。这也怪不得谁，只能怪马哈迪太过意气用事，他个人的失误倒害了希盟整个政权。

慕尤丁上台后，以国盟的名义当政，引起巫统的不满。因此在一年之后（2021年），强把慕尤丁拉下马，换上巫统的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里任第九任首相。

换句话说，在短短一年内执政集团又再一次改变，把慕尤丁给去了，变成今日的国阵及国盟政府。名义上国盟也是政府一员，但没有权势，慕尤丁对此很不满意，因此决心向巫统“开战”。这就是为什么今日巫统与土著团结党的关系闹得沸沸扬扬，从“战友”变成了“敌人”，让人不可思议。

在这个阶段，最痛苦的是夹在中间的伊斯兰党，它既要土团党的扶助，更需要巫统的让路，否则无法赢得30个国席。

另一方面，慕尤丁又于9月27日与伊党主席丹斯里哈迪阿旺一行人在其住家会面，他对会谈的结果表示满意，可是没有结论。

翁惹化成前车之鉴

这三党之间的矛盾在目前看来是不易解决的，但它们今日的争吵也让人回想起70年前巫统内部分化的重大斗争：

（一）在1951年时，巫统的创党人拿督翁惹化意外地退出巫统，另立多元性的“马来亚独立党”，在1954年以国家党取代独立党，目的是要在1955年独立前的普选打倒自己创办的巫统，结果全军覆没，一败涂地。可见当时的马来社会并不同意翁惹化摆明要打倒巫统，而是把翁惹化送进政治泥潭中。

按照当年翁惹化如日中天的声望，打倒巫统并不难，但极可能在翁惹化的多元性尚不被接受，只得独尝失败的苦果。

（二）1963年，与东姑阿都拉曼唱反调的农业部长阿都亚兹被开除出巫统（其时他是党副主席），而组织“国民议会党”，接着在1964年加入左翼的社阵，与劳工党及人民党一起震撼巫统及联盟。

无奈时机不对，选民对社阵倒向印尼有所担心；尤其是华人更忧虑印尼会把马来亚并吞组成“大印度尼西亚”。结果社阵惨败，只赢得2个国席。在反对党的议席中，有13席来自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虽然在1964年的大选中李光耀喊出“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但无法推动政局的改变。

当年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后（1963年9月16日），马来西亚人口的比例也起了变化。在700万人口中（马来人及土著占43%、华人占41%、印度人占10%及其他种族占6%）。李光耀依然支持由马来人主政，他所希望的是由人民行动党取代马华公会，但不被东姑所接受。况且在那年的客观因素（马印对抗期间），选举成绩显示巫统一枝独秀。

巫统狂妄或吃苦果

（三）真正来到改朝换代是在2018年的大选，在马哈迪领导下的希望联盟一举击败巫统的国阵，以122席对79席组成中央政府，巫统第一次尝到失败的滋味。有人开始对巫统的未来感到忧心忡忡。可是不过两年的光景，政权又回到以巫统为核心的“国盟”，而且一年后巫统干脆高举国阵的旗帜。

不论国阵是否能大胜，巫统已认为不再需要与伊党及土团党合作，让结盟回到从前。但伊党如何选择对象仍不清楚，它一方面珍惜在位时获得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又不愿失去依靠，到头来可能像2018年大选那样，伊党孤独上路，势力也许最多不会超过18席。

执政集团不能老想种族政治大过天，第15届大选也不会让巫统及国阵轻易过关，除非它能摆出一个明确且能被接受的领导团队，让人耳目一新，而不是拉回登嘉楼及雪州前大臣再回笼，这不是政治改革，而是政治复辟。

如果巫统心存狂妄自大，自以为是，等着它的也许不是胜利，而是另一个滑铁卢或半天吊的政权，但取决它和土团党及伊党是否有所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