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商名流热议“熊猫经济”是一厢情愿。政府引领产业发展应着眼能创造就业机会、具有广阔发展空间的产业，而非“一息间灿烂”的“熊猫经济”转眼又成幻影。世界汽车巨头丰田、半导体领头羊三星面对过巨大危机，靠的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以及事先有全盘研究、计划的底气，坚持到底。

近大半年来“熊猫经济”成为香港热门话题，在新近出炉的《施政报告》中更进一步提出“熊猫旅游”的概念，作为香港“特色旅游产品”进行推广，香港各路政商人物更是纷纷建言，将“熊猫经济”说的煞有介事，像是一股香港经济新的激流。

有政党更推出专门的研究报告，似乎能成为振兴香港经济的支柱。

诚然，熊猫对一部分旅客有吸引力，但威力实不应高估，香港政商名流热议“熊猫经济”，是一厢情愿。

政府引领产业发展，应着眼能创造就业机会、具有较广阔上下游发展空间的产业，而非“一息间灿烂”的“熊猫经济”，转眼又成幻影。

产业发展讲究“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对比周边地区却难以说出香港在“熊猫经济”有哪些“比较优势”，香港有6只大熊猫，熊猫数量略胜一筹，但邻近的深圳野生动物园“熊猫庄园”就有2只大熊猫，广州也有2只，海峡对岸的台北也有3只。

要说是“特色旅游产品”，这个“特色”则遍地开花，随处可见，要说香港的优势，也就多出3至4只大熊猫。

然而，经济发展并非“人多好办事”，多出几只大熊猫，未必有什么经济效应，难以解释为何游客要舍四川、广州、深圳、台北，承受更贵的酒店房租与饮食成本，选择来香港看大熊猫。

熊猫是中国重要“国宝”、1961年成立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会徽标记来源，熊猫也是中国国际上重要的形象代表，在西方世界，与中国友善的学者也被称为“拥抱熊猫派”（Panda Hugger）。

列举这么多例子都说明熊猫在国际上是中国“软实力”的代表，而非“硬实力”代表。

应细致研究经济产业转型

香港在“熊猫经济”上要师法的对象四川卧龙熊猫基地就座落于卧龙中华大熊猫苑神树坪基地，另一地处成都的“熊猫经济地点”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见对熊猫首要的是保育，让它们有栖息之所，协助它们繁育，经济活动则其次。

赠熊猫增国家认同

中央赠送熊猫予香港旨在加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纽带，使市民及国际游客通过熊猫认识国家，增加对国家的好感。

这层关系变成“产业经济”则味道全变了，首先，“产业经济”要讲究关键绩效指标（KPI），难道政府或海洋公园要为熊猫制订“KPI”吗？要量化每只熊猫每天与游客互动的次数，还是要量化每只熊猫如何创造收入？如此一来显然是荒腔走板，现实中很难“命令”熊猫达成这些目标，若真制订这些“KPI”，恐怕也扭曲了赠送熊猫的保育原意，更加深动物园近年被环保组织批评“虐待动物”的刻板印象，反过来变成“低级红、高级黑”，好事变成坏事，帮了倒忙。

须寻新经济增长点

施政报告中提到香港处于经济转型期，需要找寻新的经济增长点，改变过去只依赖地产、金融的局面。

这一论调对香港人来说非常熟悉，在1997回归后不久，前特首董建华就已经大谈香港需要“推动经济转型”，并制订“背靠内地，面向世界，建立香港为亚洲的国际都会”发展方略，并推出“中药港”、“数字港”等一系列规划远大的经济发展方针，虽然最终失败收场，但就产业而论，若然成功，确实能为香港带来庞大经济增长的项目，时至今日，仍有不少人为错过“硅港”的机遇而扼腕。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的经济转型与昨天的经济转型仍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产业单一化，经济周期不景气，再加上国际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风云。

香港要经济转型，同样要找寻具有增长空间、是未来世界经济增长重点的产业，同时也要吸取董建华的教训，对相关经济产业做细致的研究，让人力资源、土地建设、法规法律与之相配合，才能真正达成经济转型。

香港政策严重落后

目前港府在相关方面仍然百尺竿头有待努力，在中国大陆无人计程车“萝卜快跑”风头正盛之时，香港却还在探讨是否应该将网约车“优步”（Uber）合法化，则无异是严重落后于时代。

经济转型更不能说“捡到篮子就是菜”，时事热点风潮下，则什么“恐龙经济”、“工业旅游”的奇招怪论层出不穷，完全不考虑香港本身有否发展相关经济活动的禀赋，也不考虑相关产业是否世界未来经济的增长点或广阔的上、下游发展空间。

诚然，提出相关论点的论者可能都是出于好心，为香港经济发展进行“脑力激荡”（Brainstorming）。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真正具有价值、能在未来杀出重围的产业，都需要细致的研究与决策者足够的战略定力，才能有所成就，当今世界的汽车巨头丰田、半导体领头羊三星在产业转型期，都面对过巨大危机，险些破产收场，靠的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以及事先有全盘研究、计划的底气，坚持到底。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