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财政挑战/Project Syndicate
当中国的GDP增长低于目标时，历届政府都会依赖同样的工具——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支出——来刺激经济，但是财政刺激措施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其实施细节的正确与否。
在这方面存在两个突出的挑战：首先是融资，虽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依靠财政支出来协助实现官方增长目标，但他们对中央政府不断上升的杠杆比率和地方政府层面的道德风险感到不安，因此不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来为基础设施投资筹集资金。
相反当局会动用包括地方政府特殊目的债券和卖地收入等其他“预算经费”。这些经费由“自筹资金”补充，主要通过发行市政债券、银行贷款和国有企业来获取。
这一融资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某个资金来源的成本越高昂，它在总融资中的占比就越大。因此（在投资者眼中毫无成本的）一般公共预算所占的份额很小。
据我估计2021年时这个份额为10.2%，其中中央政府拨款只占0.1%。而通过销售市政债券筹集的资金——这些资金要昂贵得多——则占到了基础设施总融资的30%以上。
这些由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筹集的资金，使得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远远高于必要水平。同时虽然中国选用的这一做法确保了中央政府赤字相对GDP的比例不至于太高，但却给地方政府预算带来了沉重负担，特别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通常是非营利性质且无法产生大量现金流。
中央财政保持盈余
而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则比地方政府强大得多。事实上中央政府一直保有预算盈余，在2021年令人欣慰地达到GDP的5.1%，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预算赤字相当于GDP的9.1%。这一基本模式即使在考虑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之后也能成立。
虽然将基础设施投资资金负担转嫁给地方政府确实化解了道德风险，但当前融资结构的高成本、复杂性和缺乏透明度正在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达到不可持续水平，而中央政府终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中国，有效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第二个主要障碍是地方政府特殊目的债券缺乏灵活性。在引入特殊目的债券时它被誉为基础设施投资的一种透明融资方式。它们（至少与自筹资金相比）相对便宜，因此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采纳。
但由于担心地方政府管理不善，中央政府对特殊目的债券的发行和使用进行了严格规定。首先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发行特殊目的债券，而是必须向所属省级政府提交基础设施项目和预算，再由省政府选择提案上报给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批准一个项目后，省政府才能发行特殊目的债券并将筹来的资金分配给相关下级行政部门。
资金错配束手无策
然而这些资金在下拨给相关地方政府之时，可能已经不再符合项目需求了，但地方政府和负责建设企业也对这种错配状况束手无策。从市场上筹集资金来填补缺口一般是不允许的。
令现行框架的更加僵化的是分配下来的资金，必须在发放特殊目的债券的当年使用——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同时特殊目的债券必须用其资助的项目所产生的收入来偿还。
由于缺乏灵活性，近年来很大一部分通过特殊目的债券筹集的资金都并未被使用。
中国以财政（和货币）扩张来应对低于目标增长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决定政策的方向只是第一步。抛开诸如新冠清零政策等非经济硬性约束不提，中国还必须通过化解融资不平衡和约束来强化执行。
尤其是中央政府应考虑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和发行公共债券以及放松特殊目的债券规则，来亲自出手为更大份额的基础设施投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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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和美元的命运/Project Syndicate
作者：马克·布莱斯（布朗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
随着特朗普政府对世界其他国家“疯狂”征收关税，许多评论家担心会出现“为疯狂之举洗白”的问题，也就是给那些毫无合理性的政策赋予令人信服的理由。
他们认为这种无知的做法分散了人们对正在我们眼前上演的骗局的注意力。特朗普家族进军加密货币领域的举动——其发行的meme币俨然一种公开的贿赂邀请——显然支持这种解读。
但这是唯一的结论，还是另有内情？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另一种解释。
早已放弃自由贸易
美国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方略早在2016年大选时就已经被放弃了——当时唐纳德·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期间都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特朗普随后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商品征收关税，而其中许多关税也在乔·拜登总统执政期间得以保留或延长。
作为拜登标志性政策之一的《通货膨胀削减法》试图促进美国绿色行业的再工业化，而这些行业除了受到特朗普关税保护外还将获得补贴。
特朗普最新出台的一轮关税也是为了推动再工业化——尽管是更为碳密集型的那种。因此自由贸易似乎已不再是两党的选择了。
美元是个大问题
两党都支持保护主义政策的原因在于，美元在推动结构性贸易失衡方面的全球角色。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早在1944年就认识到的那样，如果任其发展，所有国家都愿意成为净出口国而非净进口国。
如今欧盟、亚洲和海湾地区那些净出口国所赚取的美元都无法被本国经济吸收，因为这会提高国内工资和物价，削弱其竞争力。赚取的美元对当地银行来说是负债，而将其转化为资产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购买美国国债，这实际上是将现金交还给美国，使其能够继续购买出口商品。
工业不再是主角
因此，在过去40年间美国通过发行利率为2%的数字欠条，进口了它想要的几乎所有东西，而这些欠条也从未被要求偿还过，因为美国国债也是出口国所需要的储蓄载体。这意味着抛开其他因素不谈，美国是不存在经常账户约束的。
那美国为何要结束这种看似神奇的状态呢？正如马修·克莱因和迈克尔·佩蒂斯所指出的那样，无视经常账户约束实际上会带来一些长期成本。净出口国积累了巨额盈余，但代价是削弱了国内投资和当地工资，从而压抑了经济，而美国“受益”于无限制的廉价外国商品，但代价是掏空了自身的工业能力。
1975年时美国最大的三个雇主是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车和福特公司；2025年的最大雇主则是沃尔玛、亚马逊和家得宝。前一类企业生产贸易商品，而后一类公司基本上在国内销售进口商品。
鉴于这些长期影响，美国两党的领军人物都开始将美元的“嚣张特权”视为过份沉重的负担。两党都希望通过促进国内生产来“重新平衡”美国经济，这就需要出口国被迫进行调整以减少对美元的需求。
特朗普
不便说出的真相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一点说出来呢？或许是因为与谈论贸易政策的细枝末节相比，声称“被其他国家割韭菜了”更能打动选民。
此外，虽然特朗普政府缺乏重新平衡全球秩序的全面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秩序的重新调整没有发生。
毕竟德国的出口引擎甚至在冠病疫情前就已经熄火了。它最近放松“债务刹车”（宪法规定的结构性赤字上限）并接纳投资的行为表明朝向国内消费的再平衡已经开始。
中国提早反应
特朗普推动的欧盟国防开支激增将为这一趋势增添更多动力，而欧元区更加由消费驱动的前景将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个可行的美元替代物。
至于中国，它似乎已经意识到，向世界其他国家大量出口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等绿色产品是存在局限性的。中国已经实现了美国市场以外的多元化，而这也增加了对更庞大国内消费的需求。
与此同时，其他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国家似乎热衷于在美国开店以保持市场准入。
世界再平衡
这样一个重新平衡的世界需要更少的美元。终结当前的体系无疑将带来巨大破坏，而美国再工业化的前景也可能被证明是虚幻的，但重点是要记住两党都认为这是必要的。
再平衡进程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启动，就算他下台，推动这一进程的力量也可能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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