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中国的财政挑战/Project Syndicate

当中国的GDP增长低于目标时,历届政府都会依赖同样的工具——政府基础设施投资支出——来刺激经济,但是财政刺激措施能否成功则取决于其实施细节的正确与否。

在这方面存在两个突出的挑战:首先是融资,虽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依靠财政支出来协助实现官方增长目标,但他们对中央政府不断上升的杠杆比率和地方政府层面的道德风险感到不安,因此不愿通过一般公共预算来为基础设施投资筹集资金。

相反当局会动用包括地方政府特殊目的债券和卖地收入等其他“预算经费”。这些经费由“自筹资金”补充,主要通过发行市政债券、银行贷款和国有企业来获取。

这一融资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某个资金来源的成本越高昂,它在总融资中的占比就越大。因此(在投资者眼中毫无成本的)一般公共预算所占的份额很小。

据我估计2021年时这个份额为10.2%,其中中央政府拨款只占0.1%。而通过销售市政债券筹集的资金——这些资金要昂贵得多——则占到了基础设施总融资的30%以上。

这些由资本市场和商业银行筹集的资金,使得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远远高于必要水平。同时虽然中国选用的这一做法确保了中央政府赤字相对GDP的比例不至于太高,但却给地方政府预算带来了沉重负担,特别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通常是非营利性质且无法产生大量现金流。

中央财政保持盈余

而中国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则比地方政府强大得多。事实上中央政府一直保有预算盈余,在2021年令人欣慰地达到GDP的5.1%,与此同时地方政府预算赤字相当于GDP的9.1%。这一基本模式即使在考虑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之后也能成立。

虽然将基础设施投资资金负担转嫁给地方政府确实化解了道德风险,但当前融资结构的高成本、复杂性和缺乏透明度正在导致地方政府债务达到不可持续水平,而中央政府终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

在中国,有效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第二个主要障碍是地方政府特殊目的债券缺乏灵活性。在引入特殊目的债券时它被誉为基础设施投资的一种透明融资方式。它们(至少与自筹资金相比)相对便宜,因此也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采纳。

但由于担心地方政府管理不善,中央政府对特殊目的债券的发行和使用进行了严格规定。首先地方政府不能直接发行特殊目的债券,而是必须向所属省级政府提交基础设施项目和预算,再由省政府选择提案上报给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批准一个项目后,省政府才能发行特殊目的债券并将筹来的资金分配给相关下级行政部门。

资金错配束手无策

然而这些资金在下拨给相关地方政府之时,可能已经不再符合项目需求了,但地方政府和负责建设企业也对这种错配状况束手无策。从市场上筹集资金来填补缺口一般是不允许的。

令现行框架的更加僵化的是分配下来的资金,必须在发放特殊目的债券的当年使用——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同时特殊目的债券必须用其资助的项目所产生的收入来偿还。

由于缺乏灵活性,近年来很大一部分通过特殊目的债券筹集的资金都并未被使用。

中国以财政(和货币)扩张来应对低于目标增长的做法是正确的。但决定政策的方向只是第一步。抛开诸如新冠清零政策等非经济硬性约束不提,中国还必须通过化解融资不平衡和约束来强化执行。

尤其是中央政府应考虑通过一般公共预算和发行公共债券以及放松特殊目的债券规则,来亲自出手为更大份额的基础设施投资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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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恐惧症与美国大选谎言/Project Syndicate

大谎言(Big Lie)已经变得更大了。特朗普及其狂热追随者关于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被操纵和窃取的错误说法,让基于事实的问责制走到了尽头,而这也对深陷困境的中美关系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中国恐惧症是一个表明大谎言如何破坏了美国国家政体各项规范的明显范例。对中国的非理性恐惧已经失控。这里包含了美国所面临的诸多所谓威胁:中国在美国贸易赤字中占据的巨大份额;令人担忧的华为5G网络后门;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和码头装卸起重机;美国基础设施在面对一个所谓伏特台风(Volt Typhoon)黑客网络攻击时的脆弱性;以及TikTok平台对无知美国青少年性格和隐私的潜在侵犯。

我已经指出过这些担忧都源于一些与美国反华政治议程一致的虚假叙事。这些叙述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反映了学术心理学家所谓的“叙事认同”对扭曲事实的投射,这种认同会对“自传体式的过往进行重构”。

虚假叙事

不幸的是在美国这种过往反映了一种可追溯到长期种族和民族偏见历史的、有毒的身份政治类别。当然正如我在书中详细阐述的那样,中国同样难辞其咎,因为它也为了实现自身目的而采纳并宣传关于美国的虚假叙事。

在研究虚假叙事对美国涉华事务辩论的破坏性影响时,我强调了依据间接证据和猜测来讨论施加伤害的可能性,与基于确凿证据的“铁证”去这样做的意图之间的区别。而对中国恐惧症的夸大式忧虑则主要属于前一种情况。

比如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要求人们试想如果中国的电动汽车在美国高速公路上化身破坏性武器的话会是何种情景。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警告说如果中国决定激活其嵌入的恶意软件,那么美国大批关键基础设施将受到攻击。

关于中国将在2027年入侵台湾的担忧则反映了美国印太司令部前负责人、退役海军上将菲尔·戴维森那老掉牙的预感。

而这些关键词——试想、如果、和预感——则充分说明了根据猜测行事的风险。

但这都并没能阻止美国政客。在最近举行的几次听证会上,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让人想起1950年代众议院非美国活动委员会针对所谓共产主义同情者的贴红色标签行为。

众议院喜欢猜测的倾向也促使其最近通过了25项反华法案,这是今年9月底被称为“中国周”的罕见系列立法活动。

催生不安结果

大谎言已经加速催生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结果:虚假叙事不再来自于叙事认同中某些基于事实的碎片,而是成为了彻头彻尾的谎言。

看看最近的新闻报道,密歇根大学五名中国毕业生因在美国国民警卫队训练演习(当时还有台湾军事人员参与)区域附近拍照而被指从事间谍活动。

但这些报道严重夸大了事实:这五名男子当时距离军事基地有50多英里远,而他们的罪名也不是从事间谍活动,而是对警察撒谎。

这条新闻基本上是虚构的,但充满了恐华情绪。它导致密歇根州一名共和党参议员试图取消对中国企业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即将耗资24亿美元新建的电池组件工厂的补贴。但国轩高科的最大股东其实是德国大众汽车而不是美国政客所声称的中国共产党。而该公司也成为了密歇根这个摇摆州的一项选举议题。

“大谎言”还出现在了其他恐华事件中。去年,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这位反华资历深厚的特朗普信徒公开警告说“中国黑客项目的规模已经大于其他所有主要国家的总和”。

但事实或许并非如此。根据牛津大学研究人员最新编制的世界网络犯罪指数,全球网络犯罪威胁依次来自俄罗斯、乌克兰、中国、美国、尼日利亚、罗马尼亚,朝鲜和英国,而排名第三的中国也只是比美国得分高一点点而已。

我并不是说应当忽视中国或其他任何外国势力对美国网络安全构成的潜在威胁。相反,美国高级官员必须更加开诚布公地谈论全球范围内的网络黑客行为,并承认本国在助长这类行为方面所扮演的角色。

忽略关键因素

随着谎言取代了真相,中国恐惧症不仅破坏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还导致了严重的政策失误。正如美国政府曾将本国贸易赤字归咎于日本,现在又将怒火转向中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高额(甚至还可能更高的)关税。

别忘了仅靠双边行动可无法消除因国内储蓄不足而产生的多边贸易赤字。

结果可能是适得其反,甚至自我毁灭。美国在本身需要高性价比高品质的绿色技术以应对气候变化时却禁止了中国产电动汽车。而对中国的网络黑客行为的过度恐惧则主导了立法议程。

在“大谎言”之下,人们在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总统选举临近之际却无法得到足够的事实供应。这就引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大谎言”已经催生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事实已经不再是政治言论和政策制定的前提。这会危及所有美国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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