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竞争的升级以及对中国经济的更广泛忧虑，正导致西方企业重新评估自身在华业务——这是合理之举。

鉴于围绕习近平主席经济政策和地缘政治意图的不确定性，投资者和企业领导人们或许是时候去考虑缩减对中国资产和市场的投资了。

过去一年发生的各项事件——特别是习近平固执拒绝放松其严格新冠清零政策以及当选新中国历史上首位三届主席的做法——已经吓坏了全球投资者。

而习近平旨在将财富从富人手中重新分配给穷人并掌控中国新商业精英群体的“共同繁荣”议程，也被认为是反商业和破坏经济活动的。

作为其共同繁荣运动的一部分，习近平承诺当局将“合理调节过高收入，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 而这样的言论一出，也就难怪中国股市会在去年跌掉大约20%了。

中国的政策也导致了资本大批外流和对中国股票的加速抛售。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的数据，上个月投资者就分别从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中撤出了76亿（约347亿令吉）和12亿美元（约54.8亿令吉）。

颠覆跨国企业经营方式

当然，投资者对经济趋势和政治走向的反应取决于他们的投资组合、多样化需求、风险偏好和投资视野。但谨慎的投资者和商业领袖，会利用这个机会评估自身投资组合风险并思考如何处理他们在中国的头寸。

美中之间不断扩大的分歧以及更广泛的去全球化，显然将颠覆跨国企业的业务经营方式。具体来说企业必须重新思考如何获得融资、跨境招聘和分配资本，还应该考虑实施集中式采购和建立弹性供应链。

那么投资者可以采取什么途径，去重新评估自身在华风险敞口呢？

一个选项是剥离所有中国资产，将风险降为零。但无论是缩减公开交易的中国股票投资组合，还是解除私募股权投资，减少对华风险敞口都将是个漫长的过程。

重新调整投资也可能很复杂，因为卖家必须在一个估值已经面临挑战的市场中寻找买家。

此外，希望减持中国资本的投资者必须考虑对自身税收、知识产权和转让定价的影响以及许多其他搁浅成本。而那些长期看好中国的企业投资者需要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当经济增长开始回升时他们可能已经没有任何与中国经济相关的敞口了。

另外，投资者可以接受沉没成本，减记投资价值，但仍然保留一些敞口。从本质上讲这意味着承认以前的投资无法收回，同时暂缓实施新投资。

就股票投资组合而言，接受沉没成本的做法，将导致实实在在的市价计算损失，使投资者无法选择在市场反弹的情况下保留其头寸。

同理，一家在中国拥有工厂的企业可能会减记其资产价值，但与其将其关闭并彻底销账，不如在不扩大产量或作出新资本承诺的情况下继续经营下去，从而在经济最终复苏时保留在中国的立足点。

应巧妙引入本地伙伴

另一个选项则是扩大投资。投资者不仅可以继续持有当前投资，还可以利用低估值和市场疲软来扩大在华足迹。但即使在这种情境下，全球投资者也应巧妙地通过引入本地合作伙伴，来重新调整自身投资策略以尽可能降低征用风险。

那些决定留在中国并扩充其业务的企业或许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运营，而这可能导致其财务报告复杂化并增加其监管负担，特别是在贸易保护主义和区域巴尔干化日益加剧的情况下。

归根结底，致力于对华投资的投资者和企业必须在如何在中国做生意——以及与中国做生意——方面有所创新。

他们需要重新评估可能只在中国股票市场交易的新本地实体的公司治理和董事会监督架构，还必须采用一些非常规衡量标准，因为在这样一个快速变化的地缘政治、经济和金融环境中，诸如宏观统计、本益比、内部收益率、夏普比率以及诸如VIX波动性指数等传统衡量标准都不太可靠。

无论他们做出什么选择，当西方对华投资者所面临的经济形势与过往十多年来的经营形势已经截然不同。这种转变既反映了习近平铁腕控权等中国国内政治动向，也展现了一个中美两国竞逐经济、技术和军事优势的新地缘政治秩序。

在一个迅速去全球化的世界中，投资者必须仔细考虑自己的下一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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