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通史一般以政治史为主，从政治史开始，次及社会、经济和文化。

在撰写马来西亚华人史时，就体例上，是否应从政治发展开始，不无商榷余地，华社严格意义的政治参与是从保皇维新开始，甲必丹等头人固然是政治委任，但实际作用是协助殖民者管理华人社会，其社会功能大于政治作用，不应纳入政治范畴来思考。

社会力量大于政治力量

战后，马华公会成立，牵动华社半个多世纪，成为华人政党的主导力量，不论喜欢认同与否，都无法存而不论。然而，华人政治力量，似乎无法成为主导国家发展的力量，在独立建国以后越来越弱，甚至边缘化。

其次，华人的社会力量和影响力往往大于政治力量，如社团在关键时刻发挥的影响力。

独立前公民权运动，在鼓励华人申请公民权方面，华团发挥的作用就把马华给比了下去，马华公会当时几乎一筹莫展，大量华人醒觉申请为公民，主要是华团的推动。

1950年代至1980年代的大选，董教总往往可以左右华人的投票意向，这逼使巫统不得不重视华文教育的一些诉求。

1990年堂联的注册获批，采取亲政府的协商路线，1995年的大选，堂联竟发表支持国阵的声明，华团连串去政治化的举动无疑是第7届全国大选国阵得以狂风扫落叶之姿大获全胜的主要原因，华团这种内部自我消解的动作，令两线政治的理念一去不返，反对党也遭遇前此未有之惨败。

这些例证皆可见社团发挥的政治影响力，绝不亚于马华公会。

靠经济撑起华教体系

华人的经济力量也值得注意。1970年，新经济政策施行后，华人的经济占比虽然今非昔比，但对文教的支持还是卓有余裕，撑起华文中小学和大专院校的教育体系。

此外，华社各种常年的文化活动，如华人文化节，动辄数十万的费用，以及各种不定期的华人文化活动，其中只有少数活动可以取得政府微不足道的拨款外，大部分都需要华商和社会大众的经济支援。

一部马来西亚华人史，真正的关键力量不在政治而是社会和经济，在两者的支撑下，文化的力量如教育、报纸、文学等才得以蓬勃发展。

我的华人史选择以社会史的角度进入，依次讨论政治、经济和文化，有别于一般通史先从政治史叙述开始，原因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