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1７日讯）《新经济政策》草拟最初，大马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机构（ASLI）公共政策主席丹斯里拉蒙参与其中，对于政策初衷与内容，比旁人多一分了解。

拉蒙接受《南洋商报》专访系列第二篇坦言，政策初衷和最先拟定的内容，是不分种族的扶贫，缩小各族经济差距，提高竞争力和绩效，却在后来的执行中，被“政治扭曲” 。

对各种背景不同的个别族群里不同阶层的个人来说，这项政策见仁见智，受惠当然额首称庆，感受不到受惠者却认为是影响种族和谐关系的主因之一，认为它是忽视公平竞争的过时政策，早该废除。

回到1959年，拉蒙在政府部门任职，国家独立仅两年，上司仍是白人，如今昔年华裔同僚都已不在。

他忆述：“新经济政策之初，每4个马来人受惠，就有1个非马来人跟着受惠。时光流逝，扶贫政策下受惠的土著（马来人）与非土著（非马来人）差距越来越大，如今比例是多少？没有确实的统计。”

新经济政策不能无了期

拉蒙说，贫穷问题变了，各族经济差距也变了，如今连政府也换了，但《新经济政策》不应仍是1960、1970年代的那一套。

“今时今日，必须真正落实公平竞争绩效制，面对现实，新经济政策不能长久且无限期地实行。”

比起多数人深恶痛绝的前朝政府，他认为新政府不能重蹈覆辙，甚至更甚。

拉蒙坦言，若要贯彻政策的初衷，数十年来享有优势的族群势必反弹，时至今日要改革，要平衡，已是极大的挑战。扪心自问，倘若你自己是拥有特权的人，你会接受上述理想吗？会为了“平权”的大义放弃甚至拒绝吗？

“你可以乐观以为只有少数人如此，我也希望是少数而已，但没有一个确实数据能反映问题的轻重程度，我也无法洞悉他人的内心想法。”

为选票溺宠某个族群

理论上，政治领袖需有承担的勇气，有引导和教育或改变人民思维的责任，而不是纵容、讨好；现实是，政治人物为了不想失去选票，就特别偏爱其中一个孩子，一味溺宠，这一点，早前也有马来学者发表过同样的批评。

“有个很贴切的形容词：‘manja-manja society’ （溺爱的社会），被宠的孩子会以为一切都以他们为尊，但这是多元种族及宗教的国家，若实施单一性质的政策，怎么可能会有国民团结这回事？”

拉蒙认为，马来人的贫穷，有一部分因素在于阶级观念，社会最高阶级掌控了经济权。

新政府在摸石过河

谈及新政府在某些事上有旧式作风，拉蒙认为，“也许他们（政府）认为还不是时候，而他（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也需要判断何时是适当的时机”。

拉蒙的个人想法是：“在希望联盟击败国阵/巫统而上台后，巫统支持者或跟随者更加激进，所以首相在尝试、努力、谨慎地处理这个人数庞大的群体，以免引发更大的危机。”

“所以……也许，我们应该给他与新政权时间去纠正。”

提到人民在第14 届大选支持新政府及首相的同时，也有网民与舆论不止一次批评马哈迪。对此，拉蒙认为，“这未必是他的个人想法和思维”，但是，从马哈迪的政治行为，反映出马来社会、最大族群的思维。

应签“消除歧视公约”

民主是少数服从多数，所以，要稳固政权，首先要争取选票，争取多数族群的支持，不论喜欢与否，这样的政治手法确实“见效”，只要多数民众的思维不变，政治人物就会认定‘必须’那样说、那样做，以免失去多数人的支持。”

然而，倾斜的政策终究不是良策。这也是他认为应该签署“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国际公约”（ICERD）的原因。

“这也是当前领袖，马哈迪和新政府所面对的巨大考验和困难，若太急进，尚未稳固的政权将面临被推翻的危机。”

他说，若要撤销被指具种族主义的政策，并非不可行，关键在于人民的意愿有多强烈、需多久，特别是面对当前国内一些组织的激进主义。

华裔贫富悬殊最严重

拉蒙所引述的经济学家莫哈末阿都卡立博士认为，受薪阶级的收入没增加，是因为雇主倾向于把大部分盈利留给自己，而不是分配予员工。

“盈利分配予员工的占比数额仍低。我们赚的每一块钱，政府征税征去了多少？政府赚了多少？有关公司的实际盈利是多少？

雇主盈利留给自己

他说，我国受薪员工的收入，比起资本主义国家如美、英及新加坡相对的低。在新加坡，雇主把盈利分配予员工的占比较高；这里没那么多。

至于赤贫率，莫哈末阿都卡立说，与其他族裔比较，华裔的赤贫率已降至0.1%、土著是0.5%、印裔0.1%，而全国的赤贫率是0.4%。

“问题在于，虽然相对的有一些人属赤贫，有许多人仍活在贫穷线的边缘。”

他说，事实上，比起巫裔和印裔，华裔族群的贫富悬殊问题最严重。

莫哈末阿都卡立引述政府机构资料指出，大多数华裔是工薪阶层，且多数是低收入层，相关研究也指出，华裔族群之间的财富不均，在三大族群里是最高的。

“当我们说到财富不均时，族群之间的贫富差距比起40年前其实已明显拉近。

“许多人一直认为华裔是这个国家里最有钱的民族，但这不完全正确。的确，部分华人是有钱，但大多数的大马华裔是工薪阶层，和土著的工薪基层比例，并没有很大差异。”

他说，尽管贫穷人口相对减少，但不论种族，仍有许多人生活在贫穷线上，这就是当前实况。

华巫裔薪资仅差400

“华裔受薪族中，有半数人的月薪低于2350令吉，这和巫裔工薪族仅相差400令吉。大多数工薪族是低收入群，并没有5000令吉至6000令吉的月薪。”

他直言，华裔一直被判定为“有钱” ，是因为人们总是根据本身所见的少数情况，而以偏概全。

他举例，人们有时候可能在孟沙看到一些华裔开着马赛地，但那不是事实的全部。

莫哈末阿都卡立此前是国库控股研究机构（KRI）及大马策略及国际政策研究所（ISIS）的经济学家。

他也是去年翻译成马来文版的2014年畅销书《不平等的颜色：马来西亚的种族、阶级、收入和财富》的作者。

城市贫穷比村镇更严重

提到贫穷这回事，拉蒙解释，首先，人们错误理解了“贫穷”，总将贫穷和乡村划上等号，这样的概念已过时。

他说，随着城市化发展和人口迁移，目前超过70^%人口，包括巫裔、华裔、印裔和其他族群都集中在城市里居住和工作，试问还有多少“新村”和“甘榜”是在乡镇，甚至是在“森林”里？印裔聚集的园丘又有多少？

拉蒙认为，城市贫穷远比村镇贫穷更迫切和严重，若再不正视和采取除贫对策，治安和种族问题只会越趋严重，经济和国家前景堪虞。

“城市贫穷才是问题，却一直被忽略，生活压力、经济压力、工作压力、精神压力指数趋高，是城市常态，精神疾病数据有增无减。

“反观乡镇，生活节奏较缓，多数人都有房子可居住，人们可以有地可务农，住宅区也不拥挤，环境和空气素质较好，生活成本偏低，也能自给自足。”

政策倾斜贫者难受惠

拉蒙指出，最重要是，政府长期将扶贫目标聚焦在城市以外的乡镇，比如成立联邦土地发展局和实施各项政策，扶持乡镇的贫穷族群。

“问题在于土地发展和扶贫政策若仍严重倾向一边，有多少人，包括在园丘里的贫穷印裔，在扶贫政策下受惠？

“所以，长期的贫穷、教育水平低落，甚至没受教育，那些感觉自己被歧视、被边缘化而心理不平衡的和不想继续穷下去的，就成了流氓混混、黑社会。

“马来西亚还不至于有人穷到饿死，但有人长期活在挣扎中，大人没工作，小孩没受教育，久而久之心生怨愤，可能为了区区100令吉不惜杀人，这些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在美国、非洲、印度等国家的贫穷地区确实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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