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

【灼见】中澳建交50年·两国关系再出发/魏开星

这几年中美由合作多于竞争,转为以竞争为主,甚至前者被美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对手,于是,美国的一些盟友也选边站,以至于对华关系纷纷变调。其中中英、中加、中澳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而中澳关系恰恰是最不应该受到外部干扰而陷入低谷的。

中澳不应是对手

从地缘政治讲,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澳洲是大洋洲的最大国家,两国并无历史问题/领土纠纷及文化冲突。中澳虽属亚太国家,但体量相差悬殊。澳人均GDP虽然位居全球第10,其经济总量却少于中国江苏省;人口也不过2500万,只相当于中国上海市的规模。可见,中澳不是势均力敌的对手。

从经贸关系看,中澳的互补性极强。澳洲是个资源丰富及第一第二产业都很发达的国家。澳洲靠贸易立国,其出口的农畜产品,如牛肉、奶制品、水果、小麦等,几乎都是中国国内稀缺的;其矿产品,如铁矿、锂矿、铜矿等等均为中国工业发展所必需;其工业制品,如葡萄酒也在国际市场上拥有较强的竞争力,深受中国消费者欢迎。

相比之下,中国却较少拥有在澳国市场上不可替代的东西。可见,在中澳双边经贸中,澳方占据非常有利的地位。

从地理与文化上审视,澳洲是中国人移民、留学、旅游的首选地之一。澳洲地处南半球,地广人稀,是个很宜居的国家;而且堪培拉与北京的空中航线距离不过8000公里;也就是两三个小时的时差;关键是澳洲以白人社会为主,为英联邦的成员之一,官方语言是英文。这几点都构成吸引中国人前往的因素。

与拥有14亿人的中国市场如此临近,对澳洲而言简直是得天独厚。可是自从会讲中国话的总理陆克文下台以来,澳洲政坛对华关系来了个大逆转,其中尤以上届莫里森政府为甚。中澳关系转坏的始作俑者确确实实是澳方。

中澳关系转坏原因

其内部原因在于,澳洲政客在国际尤其是美日等国渲染的“中国威胁论”中对号入座,以“中国威胁论”作为攻击对华友好的政敌武器;久而久之,对华友好成了“政治不正确”;而反华则成为时髦,成了“政治正确”;政党、政客为了上台、为了选票,一方面制造“中国威胁论”,另一方面则迎合某些反华的团体、利益阶层及个人。

其外部原因在于,上届美国政府为了应对中国,时任总统特朗普推行“印太战略”,试图在广泛的印太地区,抗衡中国的影响力,压制中国的崛起。在“印太战略”中,澳洲是其中重要的一环。从地理上说,澳国土横跨印太两洋,扼守太平洋及印度洋的交通要道,其地理位置正契合“印太战略”的题中之义。从盟友关系来说,澳是“五眼联盟”(美英加澳新)的成员之一,是美方在亚太的可靠盟友。

基于上述种种,美国在“印太战略”中构建了几个框架,都有澳洲的位子。一是“四国机制”,美日印澳四边,澳洲有其一;二是美英澳安全战略联盟“奥库斯”(AUKUS),澳洲是三角之一。

在“印太战略”框架之内,澳洲试图加速本国的军事化进程,这正中美方的下怀。于是,美国宣布转移核潜艇技术给澳方,协助其建造8艘核潜艇,以便在未来可能的印太冲突中冲锋陷阵。这对于人口仅2500万的国家而言,无异于难以承受之重;同时,势必将南太这片纯净的海洋及岛屿国家升高核战争威胁。

建交50周年是契机

面对中国崛起及在区域中的影响日盛,中澳两国不能凭借相互依赖的经贸往来、人文交流,共同缔造一个双赢、稳定、相互信赖、彼此友善的双边关系吗?起码从中方看,这种意愿是很强烈的。12月21日是两国建交50周年的正日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澳洲总督赫尔利和总理阿尔巴尼斯互致贺电。阿尔巴尼斯还在《澳洲人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加以纪念。澳方外长黄英贤应邀访华,双方并举行新一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落实两国领导人峇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

中澳是否有机会消除前几年的隔阂,化解这几年的坚冰,重新导正两国关系的方向,引领双方往来从低谷反弹?外界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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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财经

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发展 挑战日益艰难

(北京22日讯)国际金融机构的中国业务正在变得日益艰难,除了因房地产危机令很多有钱人的财富严重缩水,另外一些人将其财富转移至日本或新加坡等国,中国政府对银行业务的干预也越来越多。

德国之声引述《新苏黎世报》(Neue Zürcher Zeitung)报道指出,在共产党和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的治理下,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推动业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持续低迷的经济之外,明年初即将上台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也为国际金融机构在中国的业务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

一位金融从业者近期接管瑞银在香港的亚洲业务。他表示,这里的人们能够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疲软所造成的影响,除了中国房地产危机之外,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以及消费热情低迷,也令银行家们一筹莫展。

此外,在中国政治氛围下,银行高管的高收入或企业家们的巨额财富,早已引起中国政府的不满,而这一群体恰恰是国际金融机构理财业务的重要客户。有鉴于此,相关金融机构如瑞银集团不得不谨慎行事。

《新苏黎世报》举例,瑞银集团今年7月聘用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孙女胡知鸷担任瑞银集团中国部总裁。报道称,因其特殊的家庭背景,胡知鸷等中共高官后代在中国有特殊地位,像是能联络政治最高层,这样的特殊背景或许正是瑞银集团求之不得的。

此外,中国政府对银行业务的干预越来越多。例如在今年夏天,中国政府要求几乎所有在中国经营的外资银行,对其高管的工资设置上限。政府表示必须禁止银行高管薪酬疯涨的现象。瑞银集团也收到了相应指令。虽然最终并没有被要求执行指令,然而这一事件也表明中国的政治已变得无法预测。

新闻来源:世界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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