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中国的储蓄难题/Project Syndicate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央行披露的银行存款激增的数据,受到广泛关注和解读。

1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2022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全年人民币存款增加26.26兆元(约15.4兆令吉),其中住户存款增加17.84兆元(约10.49兆令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字比2021年住户存款增加额9.9兆(约5.8兆令吉)元多出了8兆(约4.7兆令吉)。而且,仅11月和12月,居民存款就分别增加2.95兆(约1.7兆令吉)和2.19兆(约1.3兆令吉)。

在很多外部观察家看来,这一被抑制的购买力数据如能在2023年释放,似乎对全球经济的复苏是个利好。

但实际上,尽管中国在2023年有望看到消费的报复性恢复,但这并不改变中国家庭将长期维持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的事实。

2022年中国家庭过多的存款,仅仅意味着家庭支出在当年确实大幅度下降。但这些减少的支出不只是在消费方面。

是的,针对冠病毒株的严格防疫政策,和在部分主要城市采取的静默管理措施,确实导致家庭的正常消费支出被抑制,成为一种“强制储蓄”。

购房理财支出偏高

随着中国严格的封控政策被放弃,正如刚刚过去的农历春节所显示的那样,消费增长的恢复势头已经显现。但认为去年过多的家庭存款会在今年全部用于消费支出,那就过于天真了。

事实上,这些过多的存款并非都是被抑制的消费支出。对于中国的家庭,作为预防性储蓄的主要部分,购房支出和投资理财支出一直居高不下。只不过,2022年这些原本用于购房或投资金融产品的支出,更多转化为了银行存款。

家庭预防储蓄过高

根据现有多个市场研究机构的估计,居民在2022年可能大幅度减少约3兆至4兆人民币(约1.76至2.35兆令吉)的购房支出,而且由于股市和理财产品(WMPs)表现不佳,居民投向各类金融资产的资金,也相当部分回流到银行成为了存款。

这种现象多由经济不景气、不确定性加大和投资者对未来经济增长的预期恶化导致。

所以,即使2023年中国家庭的消费支出恢复到正常年份的水平,在有限的未来,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并不容易得到实质性改变。

中国央行《2022年第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显示,家庭的储蓄意愿持续较强,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仅占22.8%,比上季减少1.0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8.1%,比上季减少0.3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占19.1%,比上季增加1.2个百分点。

充分预估各方支出

中国的家庭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居民对住房、育儿、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支出负担,有较为充分的预估。

尽管过去20年中国家庭的收入增长强劲,国家的社会保障体制覆盖面不断扩大,但由于保障水平低下,加之居民家庭可享受的公共福利项目过少,对家庭的储蓄率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储蓄率依然较为稳定。

不过,为了将来,中国确实需要认识到家庭的过高储蓄倾向,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挑战并要努力改变它。

社会保障未达水平

过去30年,中国在重新构建社会保障体制方面虽然取得很大成就,但至今还没有在社会保障体系和家庭福利项目方面,达到与其经济实力相对称的应有水平。

一方面,居民家庭可以获得的福利项目和从社会保障体系中受到的保护水平低下,另一方面,即使是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家庭收入相对高的大城市,昂贵的住房、育儿、教育、医疗和养老负担,依然是大多数家庭维持较高的预防性储蓄的主要原因。

住房制度须改变

为此,中国需要切实在目前的单一住房制度上面做出系统性改变,在城市地区加快构建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和长租房屋的供给体系并做出严格规划,国家应该为这些房屋的品质和社区配套设施,制定统一的国家标准并提供相应的金融支持。

这对于减轻年轻一代的支出负担并降低他们的储蓄动机至关重要。

而在育儿、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支出方面,中国需要尽快设计和推出更多为家庭支出买单的福利项目,并大幅度提高国家在包括医疗、教育和养老等保障方面负担的比重。

事实上,给定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府年度投资支出规模,将部分投资项目的预算,转化为针对目标家庭的公共福利项目开支,是没有问题的。

改革财政支出模式

而且,中国拥有庞大的国有资产,要加快研究和操作如何有效充实国家的社会保障基金,在此前提下,应该设定一个目标,比如在不迟于2030年能够为中国的家庭在医疗、退休养老等方面,提供一个相当于中等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

中国已经到了必须对其现有的财政支出模式和保障制度进行调整和改革的时候了。不然的话,家庭过多的储蓄将会成为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就像过去这些年表明的那样,由于消费不振,中国政府不得不继续依赖更多的投资支出,以阻止总需求恶化,但这么做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持续的放缓。

着眼于未来,中国确实也需要着手建立起一个与健康的经济发展,和应对快速老龄化相适应的国家财税体制,而且已刻不容缓。

中国经济的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国家要考虑如何为家庭花费更多,以便家庭未来有更多的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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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产能过剩也可造福世界/Project Syndicate

在今年5月于杭州举行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去80年与未来展望”国际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后来被一些媒体称为“中国绿色马歇尔计划”的“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

该计划包括三个目标:协助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发展、扩大中国的总需求以及提升中国的全球领导力。

与当初的马歇尔计划一样,该计划将提供大量商业信贷和投资、政策性贷款以及政府援助。

最近围绕中国主要绿色产业包括电动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板,产能过剩的讨论给了我启发。

定义存争议

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今年4月在与多位北京大学教授的讨论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两个忧虑:一是中国产能过剩似乎是政府补贴的结果,二是其规模已大到扰乱国际市场的程度。

一个月后,美国宣布了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关税的决定。

对“产能过剩”的定义可能存在争议。正如一些中国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企业能够销售其产品——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那就不存在“产能过剩”。因此如果我们把产能过剩理解为供应超过需求的状况,那么就可以用它来为国内和全球背景做区分。

这里涉及三组因素:宏观经济失衡、显性和隐性补贴以及相关产业的规模。

“国内”产能过剩是中国整个1970年代后改革时期的特征,因为本国生产的产品超过了国内消费量——经常账户的大量盈余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解决产能过剩的第一步就是实现经常账户的平衡。

事实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当局一直在通过刺激国内消费追求这一目标。

不公平补贴?

而美国人和欧洲人更关注显性和隐性国家补贴,他们声称这些补贴使中国制造商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了不公平优势。但一份2022年发表的工作文件指出,中国在电动汽车方面的显性补贴(包括直接补贴、减税和专有许可)在十几个受调查国家中处于平均水平,而且低于挪威、美国、法国和德国政府的补贴规模。

隐性补贴——即降低的要素成本,则不那么显而易见。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副部长杰伊·尚博在7月发表题为“中国产能过剩与全球经济”的演讲时引用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一项分析结果,估计中国的隐性补贴约相当于GDP的5%,是美国、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10倍。

虽然这些数字与我在15年前所做的研究中得出的结果相近,但尚博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者的解读是有缺陷。

禁不规范非法补贴

中国的要素成本扭曲状况不是作为产业战略的一部分而制定的,而是作为一项过渡政策存在,且大部分支持都给了国有企业。

如果要说有什么影响的话,那些在国际上竞争的私有中国绿色科技企业正因为这项政策而处于明显劣势。

地方政府面临财困

尽管如此,地方政府推出的各种“投资促进项目”还是为私营绿色科技企业提供了隐性补贴,例如减免土地使用费用。因此欧盟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补贴致使中国电动汽车的售价要比欧盟生产的车型低20%。

但地方政府提供的支持也在迅速减少,部分原因在于目前许多地方政府都面临财政困难,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中央政府已开始禁止这种不规范的非法补贴。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导致人们对该国产能过剩的影响产生了过度的担忧。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其经济政策又往往将投资集中于某些部门和行业。

这可能会让其贸易伙伴遭遇困境。但问题是中国绿色科技行业的规模可能是一个比补贴更严重的问题。

美中都有绿色马歇尔计划

中国确实需要减少国家指导对资源分配的影响,并需要与其他国家合作以确保共同繁荣,这就是我提出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建议的原因。

中国在绿色科技领域已经建立了强大的生产能力,但也在发达国家市场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壁垒。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推进自己的绿色发展议程。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约1.7兆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但截至2022年只吸引了5440亿美元的清洁能源外国直接投资。”

所幸中国拥有可以帮助填补这一缺口的技术、产能和资金(商业融资、政策性融资和政府援助),可以借此推动全球绿色发展,促进本国经济,同时巩固其国际领导地位。

有趣的是,在8月底,曾于2021-2023年间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布莱恩·迪塞提出了一个“清洁能源马歇尔计划”,并提及中国事实上也在考虑同样的想法。

理想情况下两国可以在这一倡议上展开合作,但即使中美各自推行独立的绿色马歇尔计划,也依然可以大大加速全球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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