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视影视业另类捞钱术】第1篇

独家报道：黎添华

我国影视业另类拍片作业，竟隐藏百亿令吉“伤机”！

据《南洋商报》探悉，过去数年来本地影视圈不断冒出许多导演或制作团队，以拍电影为名找寻赞助商和投资方，然而电影杀青后却没有上映，再不就在上映后输尽口碑，匆匆下画。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颠覆一般商业逻辑的操作不仅让制作团队大捞一笔，而投资方和赞助商就算吃了闷亏也投诉无门，又或有苦难言。

本报就通过特别渠道与多名知情人士了解后发现，种种乱象的背后原来蕴藏着一笔看不到的天文数字，而这些钱更可能不是我们想象中那般纯粹。

本报就在与槟城多名业界知情人士了解后发现，业界中常见的招数有5种，其中最普遍的就是以不等价的方式来赚取制作费。

拍片另类招数：

●用非专业的班底，赚最多的投资

●找最多的赞助，赚最多的物质

●票房不佳也能有赚头

●不上映也能赚百万

●开拍不了也能赚钱

烂剧本如何吸金? 5大招数逐个看

2001年的百老汇上演了一部堪称史上最令人尴尬的音乐剧《金牌制作人》。剧情讲述工作苦闷的会计师一直希望成为百老汇制作人，就在他遇到失意的金牌制作人后，两人突发奇想，以最烂的剧本、最差的演员、和最不专业的班底来打造离经叛道的《希特勒的春天》一剧，试图用最差的作品从投资者和观众那大捞一笔，岂料作品取得空前的成功，而两人更面临着意想不到的局面。

这部讽刺百老汇乱象的作品上演后引起很大回响，让许多业界人士大快人心，甚至还拍成电影，因为类似的操作确实血淋琳地发生在百老汇，更发生在影视圈。然而，随着本地影视业的蓬勃发展后，类似的乱象也开始在我国频密发生。但，这类作业方式究竟如何赚钱？

方式1：最差班底暗降成本

据了解，这些导演或制作人会以电影能赚大钱来利诱投资者投资，然而当所有金额和物资到位后，导演却选了非专业的演员、非专业的班底，以及最糟糕的剧本来拍摄，从最低的成本中赚取投资金额。

一名不愿具名的陈姓前工作人员就透露，自己大学期间曾参与一部本地制作，然而里头的演员都是发明星梦的少男少女、而拍摄人员也是实习生，甚至连剧本也是还在念书的学长撰写的。换言之，制作人其实并不在乎作品水平，反之更在乎如何压低制作成本来谋利。

“男女主角算是小有名气的网红，但其余的演职员都是在籍学生，我们幕后工作人员很多也是实习生，或其他拍摄公司的外包职员。”

她透露，那时自己一人身兼多职，如膳食、道具等，期间从副导演那得知同是导演的制作人从不同地方找到150万令吉的投资，但整体成本可能根本不及50万。换言之，电影就算票房不好，导演和制作人早就赚了一笔。

“我在这行多年，制作规模有没有100万我是知道的，何况150万还只是副导演说的，实际数目可能更大。”

方式2：拉高成本找投资商

另一名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也揭露，不少制作团队会在找投资商时，刻意将成本提高，但是其实整个团队都知道许多资源是可以通过赞助获得免费的。

“比如一些场地、建筑物等，地方政府其实是经常给予免使用的，再来很多资源也是很容易找到报效或赞助。”

更令人傻眼的是，一些物资在获得赞助后，最终却全程没有在拍摄过程中出现到，甚至电影杀青后仍不知所踪。

据悉，一些制作人或导演有时也会将这些物资，如名牌包包、手表、西装礼服等，当做礼物送给演员，当做他们低片酬的补偿。

方式3：票房不佳也有赚头

本报也尝试从一名前制作人处了解，近年来一些本地制作人经常向投资者争取投资，然而整体成本却没有将发行及宣传等成本计算在里头，以致电影杀青后没机会上映。

当本报询及为何一开始不将这些后期成本算在里头时，她则表示，自己并不晓得当中的理由，只知道制作人在她协助计算成本时，指示她将这一部分的开销分出来。

“这样一来，制作人或许就能叫投资者再投资一笔进去吧。毕竟最后临门一脚，投资者不想没机会上映就再投资也不一定。”

这名来自雪隆的前制作人也揭露，自己在从事助理监制时就被告知，类似运作一般都只会利及制作人。第一，投资方一般都不希望前功尽弃而再丢进一笔钱；第二，就算不想再投资，这些商人也不会因为小钱而计较；第三，就算这些投资者在意这笔钱，但基于不想被人知道自己投资眼光不好，往往只好自叹倒霉。

方式4：不上映也有钱进袋

另一种手法是制作人一开始就将发行及电影宣传成本算在里头，然后待电影杀青后，就宣称缺乏发行资金而无法上院线，殊不知制作人连原本给予发行与宣传等开销都赚上。

“导演和制作人要嘛多赚一笔后期的发行和宣传费，再不然不上映他们也不会损失，因为他们的出发点是赚钱，根本不在乎电影能否上映。”

电影拍了不上映岂不是浪费？ 是名前制作人揭露，其实这些导演或制作人并不傻，因为他们会选择成本更低的线上平台来放映，或卖给东南亚其他影视鉴赏能力较低的市场。换言之，他们不仅从高额预算中“省下”原本给予后期的发行与宣传的费用，甚至还能转卖其他地方谋利，连赚多次。

值得一提的是，每每有投资者投诉时，制作人就会以“预算失算”“投资失利”“院线抽成太高”为由来打发投资者，再不然就将电影放在串流平台，以此当做放映来应付投资者的询问。

北马一名曾投资电影拍摄的商人就透露，自己及朋友在友人的介绍下，投资了一些电影拍摄，但电影杀青多年过去了却没有上映。当询及回酬时就只被告知投资失利。

“当时大家投资了10万令吉，但是最后制作人只是给我们两三千打发我们。”

值得一提的是，受访者指的，是一些暗箱操作者的惯用手法，换言之，并不是所有无法上映的影片都存在这样的嫌疑，何况还有一些后制需要长时间的电影更可能需要数月，甚至一两年后才上映。

方式5：开拍不了也“赚钱”

除了杀青后上映不了，或随便找平台上映外，一些电影连开拍的机会也没有就赚钱了。

据悉，本地曾有中国籍电影制作人在招募得一笔投资额后就销声匿迹，留下本地对接方去善后。

另外，也曾有制作团队及地方闻人受邀到国外参加电影记者会，撇开机票、住宿等费用不谈，期间更用该名闻商站台的架势来增加整个企划的可信度。惟，资金到位后却迟迟不见拍摄，最终更胎死腹中。

省成本不上院线

或许您会问，只要制作团队将电影拍好，高票房也能赚钱，为何非得走旁门左道？其实不然。

以2000年安裘莉娜朱丽和尼古拉斯基出演的《急速60秒》为例，尽管该片最终票房和录像带收益分别达2.4亿及2亿美金，但这部拍摄成本达1亿美金的电影还是亏钱的。首先，票房的6成需要交给院线，再来发行商也得分红，而在扣除发行成本后，电影收入几乎所剩无几。

录像带与DVD等发行方面，发行商拿走一半以上的收入后，其余的才是电影版税钱。此外，由于还得扣除各种拍摄开销与成本，是部电影很可能仍会蒙受亏损。

这还不包括一些国家的电影得缴付分红予国家电影局。以中国为例，电影公司赚钱后需要从票房中抽5%交给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基金，若再扣除院线、发行等各成本，单靠票房确实是不够维持。

“除非电影票房真的很高，否则1/3给了院线，1/3给了发行，剩下的1/3拿来支付拍摄成本，最后随时是亏钱的。”这也解释了为何部分制作公司更趋向不上院线。

换言之，电影上了院线后不一定就赚钱，这也导致了一些制作人一开始就不打算上院线。至于一些制作人则会通过提前售卖发行权、提前售卖广告、利用关联公司做账，又或利用各别国家的地区税收补助政策等方案，来节省成本。

庖丁：商家被骗或与投资动机有关

来自香港的制作人庖丁在接受本报访问时也指出，其实投资者经常被骗很大程度与他们的投资额初衷有关。

现为梦行者影视文化集团主席及电影监制的他发现，一些投资者之所以之所以会投资是因为想提高自身知名度、踏红毯、想借助探班来与明星合照，甚至借助明星来托高自己或企业的名气。简言之，电影的票房回酬并不是他们的重点。

“因为他们的出发点不是投资回酬，加上缺乏电影制作相关知识，因此往往忽略了审核电影项目是否可行，更忘了了解这些制作团队是否靠谱。”

不得不提的是，据本报了解， 业界一些制作公司不时以参与野鸡影展的方式去买奖，所以经常予人一种极具口碑的错误印象，最终导致“不做功课”的投资商上钩。

本报向马来西亚中文影视业者协会主席郑雄城了解时被告知，类似情况确实屡见不鲜，其中，就算影视发展蓬勃的欧美中港等地也曾发生，惟，随着我国影视活跃起来后，这类操作又开始在本地热起来。

上当者不举报有苦衷

庖丁解释了为何投资者总会上钩，但被骗的投资者怎不愿举报？这间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泰国导演亚努宋索沙晋就向本报指出，许多投资者都不愿站出来的理由有3个，第一）基于自己有社会地位，因此不想被人知道自己被骗；第二）投资额不算大，因此也不想计较，同时失去声望；第三）深知这是一项投资，加上不是业者中人，因此失利就当做投资失败的教训。

他接受本报越洋访问时指出，作为东南亚影视业相对发达的国家，泰国电影业蓬勃发展初期也曾出现类似乱象，然而，随着影视业的成熟发展后，类似情况才逐渐减少。

“当年这些畸形现象被不断被揭露，加上受害者愿意站出来，所以这个问题才逐渐变少。最重要的是，大家必须得站出来而不是担心形象而当沉默的一群。”

不得不提的是，本报在收集资料得过程中，就面对许多投资失败者，或自觉被骗的商人只愿意匿名接受访问，有的甚至在对接后拒绝接受访问。

再来，由于影视业的就业机会有限，因此许多知晓当中操作的台前幕后工作人员都不愿意站出来说真话，深怕以后被业界封杀。这也解释了为何许多在影视业工作的受访者也不愿具名接受采访。

为何投资者不敢：

●基于社会地位，不想被人知道被骗

●投资额不大，因而不想计较

●不想失去声望

●失利当投资失败的教训

下期预告：如此运作将对影视业带来伤害，背后运作蕴藏更大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