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见

【灼见】应以维生薪资为基准/杨颜殷

越来越多大马人感受到疫情后所产生的通货膨胀压力,他们抱怨每月工资不足以应付日常开销。

尽管通货膨胀率已从2022年11月的4%降至2022年12月的3.8%,食品和饮料价格仍高于疫情前,而大米、面包和其他谷物、肉类和牛奶、奶酪和鸡蛋,是去年最后一个月通货膨胀率增长超过7%的3种食品和饮料类别。

工资不足应付通胀

持续的俄乌战争让马来西亚粮食供应水平更为落后。自1970年代转型为工业化国家以来,马来西亚因较少的农业生产地,而更依赖进口食品。

工业化确实加快了大马主要城市发展如吉隆坡、乔治市、新山、亚庇和古晋,但至今马来西亚仍停留在低工资、低成本的经济模式,并大多由低技能外劳投入生产。

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慕斯达化尤努斯近期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工程师自1993年就已晋升为高技能职业,但他的月薪仅为1800令吉。当他的儿子在2019年从工程系毕业时,与20年前相比,起薪仅增加28% (即 2300令吉)。

我在政府医院担任眼科医生的朋友提到,当他加班或24小时待命时,每小时只赚14令吉。周末情况更糟——每小时只获区区9令吉。

想想应届毕业生如何在高成本时代生存?如果雇主在过去两年疫情间不加薪,员工如何在可支配收入锐减下应付每月不断增长的开支?

由于工资低、政府医院和诊所设施短缺,以及职业前景黯淡,许多合同医务人员纷纷决定离开马来西亚。很多在海外攻读大学学位的年轻大马人也下定决心,毕业后不回国寻求就业机会。

鉴于许多才华洋溢的大马人选择居留国外,马来西亚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问题。人力资源部表示,新加坡有近100万越堤族,其次是澳洲、美国、英国和加拿大。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在几年前表示,截至2018年,吉隆坡成年人的生活工资为2700令吉,如果目前所需的维生薪资提高25% (即3375令吉),其实不足以惊奇。

在离开埃米尔研究机构(EMIR Research)之前,我在 Astro Awani采访时提到我家乡沙巴可能每月需要3000令吉的维生薪资应付各种开支。

沙巴首府亚庇至今没有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当地市民不得不拥有汽车。随着去年隔夜政策利率(OPR)涨4次,须分期支付房屋和汽车贷款人士只能每月额外支付几百令吉。

此外,亚庇食物比吉隆坡昂贵。在我最近回亚庇度过农历新年时,在一家没备置空调的咖啡店享用的猪肉面价格已涨到12令吉。相比之下,我在吉隆坡周边商场吃午饭或晚饭,只需多付3令吉(即15令吉)。

虽然现任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在去年11月底宣誓就职时一再强调解决生活成本危机,但团结政府需以维生薪资(不是最低工资)为匹配大马人实际生活成本的基准。

应生产力决定工资

现任经济部长拉菲兹承认高技能、高薪工作机会不足的问题是个好兆头,但更为关键的是,他需要修改现有的劳动法,以确保所有国内提供的高技能工作,拥有良好的薪酬待遇。

目前1955年《就业法》仍然基于时间决定工资,而不是以生产力。 以生产力决定工资将更能提高国家整体工资水平,提高员工士气,并更能反映目前大马人的生活水平。

当大马人能在家国获得高技能、高收入的就业机会,他们就不太可能在国外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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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

年轻人易入高薪圈套/邱佳雯

在当今社会,年轻人对财富和成功的渴望似乎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尤其是那些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往往被“高薪”这一诱人的词汇所吸引。

然而,武吉阿曼刑事调查部总监拿督斯里苏海里不久前在Astro Awani节目中揭露,高达80%被“高薪”拐骗到海外打工的受害者为华人,且大多数年龄介于20至30岁之间。

这一现象不仅反映出日益高明的诈骗手段,也揭示了深层次的社会文化问题,值得我们深刻反思:为何如此多的年轻人会因一时的急功近利而落入骗局?

许多年轻人因家庭和社会的期望,将“自我奋斗”视为职业发展的核心,渴望通过努力工作实现经济独立和职业成就。这种强烈的动机驱使他们追求高薪且前景广阔的工作机会,甚至不惜前往海外。然而,急于成功的心态使他们忽视了信息筛选和风险评估,在面对诱人的高薪工作机会时,更容易陷入虚假招聘的陷阱。

防范与辨识能力不足

这个问题不仅受文化观念的影响,还与社会信息透明度不足和防范意识的缺失有关。互联网的普及使得诈骗集团能够轻易通过社交媒体和招聘网站发布虚假的高薪职位信息,迅速吸引求职者的注意,而这些求职者缺乏足够的辨识能力。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应加强打击网络诈骗的法律执行力度,并提高年轻人的风险意识。政府可与教育机构和社区合作,展开专项教育和培训,帮助年轻人辨别网络诈骗的风险。同时,企业和招聘平台也应承担起更多责任,确保招聘信息的透明性,杜绝虚假职位的存在。

只有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才能确保年轻人在追求职业梦想的道路上不被误导,最终实现更加安全、健康的就业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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