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201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人工智能超级大国》（AI Superpowers）中，李开复语出惊人，他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技术威胁。

2019年底，李开复在耶鲁大学为我的“下一个中国”课程做客座演讲，我的学生被他的挑衅性观点所吸引：美国失去其在发现方面的先发优势（人工智能算法的专业知识）将输给中国在实施（大数据驱动的应用）方面的优势。

唉，李开复遗漏了一个关键的发展：大型语言模型和生成人工智能的兴起。他确实提到了一种更通用的通用技术形式，并追溯到了工业革命，但他完全没有预见到现在席卷人工智能争论的ChatGPT狂热。

李开复的论点，模糊地提到了“深度学习”和神经网络，但更多地取决于人工智能取代人类执行任务的潜力，而不是接近人类思维的“人工通用智能”的可能性。当谈到中国作为人工智能超级大国的未来时，这决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考虑因素。

这是因为中国的审查制度，在那个未来中插入了一个很大的“如果”。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亨利·基辛格、埃里克·施密特和丹尼尔·赫滕洛彻——他们2021年的书暗示了通用人工智能的潜力——有力地证明了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场由ChatGPT支持的智识革命的风口浪尖。

它们不仅解决了大型语言生成模型带来的道德和哲学挑战；还提出了关于实施的重要的实际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嵌入在正在处理的语言中的知识体系的规模。

正是在这里，中国严格的审查制度引起了人们的警惕。东西方都有悠久而丰富的审查历史，但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在控制中国社会表达的各个方面——报纸、电影、文学、媒体和教育、引导影响公共讨论的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尤为突出。

在西方，任何东西都可以在网上传播，与此不同的是，中国的审查机构坚持严格的政治指引，信息传播要符合中共要求。中国网民不能提及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1989年6月天安门广场悲剧、西藏和新疆的人权问题、与台湾的摩擦、2019年香港民主示威、对新冠清零政策的抵制等等。

激进编辑成陷阱

这种对信息的激进编辑，是具有中国特色的ChatGPT的主要陷阱。中国审查制度抹去重要事件和与之相关的人类经历的历史石板，缩小和扭曲了可用来通过机器学习训练大型语言模型的信息。因此，中国从人工智能智识革命中受益的能力将受到影响。

当然，不可能精确地量化审查制度的影响。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年度网络自由调查提供了定性评估。2022年，它在70个国家的样本中，将中国评为“互联网自由得分”最低的国家。  

该指标源自对21个问题（以及近100个子问题）的回答，这些问题分为三大类：访问障碍、侵犯用户权限和内容限制。

内容子类别——反映网站的过滤和屏蔽、对内容的法律限制、在线信息领域的活力和多样性，以及使用数字工具进行公民动员——是最接近衡量审查制度对可搜索信息规模的影响。中国在这方面的得分为2分（满分35分），而平均得分为20分。

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类似的情况。中国政府已经迅速发布了关于聊天机器人的新规则草案。4月11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规定，生成性人工智能内容必须“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包含任何颠覆国家政权、鼓吹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分裂国家或破坏国家统一的内容”。

这突显出事先审查机制，与人工智能监督的新措施之间的重要区别。前者使用关键字过滤来阻止不可接受的信息，而后者（如最近的DigiChina论坛所指出的那样）依赖于Whac-a-Mole方法来遏制此类信息的快速变化的生成处理。

制约AI知识革命

这意味着，网信办越努力控制ChatGPT内容，聊天机器人生成的中国情报输出就越小——这是中国人工智能知识革命的另一个制约因素。

不出所料，中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努力的早期回报令人失望。百度的文心一言——中国最著名的大语言模型先行者——最近受到《连线》（Wired）杂志批评，因为它试图在“由政府审查制度统治的防火墙内的互联网”中运营。

中国其他人工智能语言处理模型，也报告了类似的令人失望的结果，包括Robot，Lily和阿里巴巴的通义千问（大致翻译为“千题真相”）。

此外，由一大批受人尊敬的西方记者建立和维护的“互联网信任工具”NewsGuard最近的一项评估发现，OpenAI的ChatGPT-3.5在中文中产生的虚假或“致幻”信息比英文要多得多。

文学家石静远的著作 《字符王国：使中国现代化的语言革命》强调了语言在1900年以来中国发展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

最终，语言只不过是一种信息媒介，在最后一章中，石静远提出了这一点，认为“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世界”。

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结论给中国提出了深刻的问题。信息是大语言人工智能模型的原始燃料。但国家审查制度给中国带来了小语言模式障碍。这种区别很可能对信息控制和全球权力的争夺战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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