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拖延已久的北京之行开始而后结束。

尽管不出所料地对此访表达了乐观态度——双方同意强化人文交流并承诺继续展开会谈——但此访对于缓和美中之间日益紧张的冲突，却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鉴于最近两个超级大国的军舰在台湾海峡以及飞机在南海上空接二连三地险些发生事故，导致无法重建军事沟通渠道尤其令人感到担忧。

更诓论中国在古巴所进行的监控和军事活动，此举与1962年突然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也是冷战期间最可怕的时刻）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就像我在最新著作中所强调的那样，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依然很高。

其中的根本问题在于过度依赖个性化外交。诚然，这在美中关系发展的早期曾经发挥过关键作用。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之行绝不仅仅是舞台表演，同时也是一场旨在对前苏联进行三角定位的决定性战略押注。

个性化外交已失效

在首次冷战中，多层级的私人关系有助于打破权力平衡：尼克松和毛泽东是顶层设计者，他们在亨利·基辛格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制定了美中接触的详细内容。

但那个的时代已经结束。个性化外交已经失去了效用。由于美中关系的管理权掌握在受到重重政治约束、且神经高度敏感的领导人手中，因此，极难解决上述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没有哪位领导人能经得起被外界视为软弱。冲突解决现在更多事关颜面，而不是以宏伟的战略为基础。

例如，习近平主席在短暂接见布林肯的35分钟内坚持坐在桌首，给人留下这位美国高级外交官无疑处于从属地位的印象。而布林肯刚刚离开中国，乔·拜登总统就称中国领导人为独裁者，从而进一步刺激了这个沉浸在百年屈辱回忆国家的敏感神经。

因为外交合法性日益来源于国内政治，导致这样的策略已不再奏效。

在美国方面，早在布林肯踏上北京之旅之前，有毒的反华情绪就早已束缚了他的手脚。

而新一届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共和党主席、美国众议员迈克·加拉格尔竟然有胆量将美国的中国问题归咎于接触政策，此人在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CNBC）和华尔街日报辩称，在外国侵略面前，接触无一例外会导致绥靖政策。

不幸的是，加拉格尔代表着咄咄逼人的华盛顿反华共识，而这导致布林肯几乎没有选择。两党对这种极端观点的支持几乎导致不可能进行创造性外交。

“复兴赤字”制约中国

尽管实行一党制，但国内政治考量在中国同样重要。习所谓的承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其权力合法性的源头。

但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习就有可能违背这一承诺，从而面临公众和党内的愤怒浪潮。

这种现状导致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落空尤其令人担忧。尽管人们普遍预期经济刺激措施有可能缓解短期经济压力，但人口和生产力同时陷入逆境对中长期增长前景所带来的影响却要大得多。

再加上与美国及其盟友持续冲突所带来的预期增长，中国政治受到该国日益增长的“复兴赤字”所带来的严格限制是毫无疑问的。

脆弱的自我认知只会导致问题进一步恶化。

措辞不当，比如拜登的“专制与民主框架”；表演艺术，比如习在接见布林肯时的座位安排，还有公开谩骂，比如拜登所谓“独裁者”言语攻击——都超出了双方本应恪守的范畴。

当领导人缺少解决冲突所需的强大承受力，那么个性化外交一触即发的反应就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因此，迫切需要找到新的方法，从而转向更为制度化的接触模式并使冲突解决摆脱过度反应且在政治领域受限的领导人的掌控。

重新设计接触架构

这就意味着重新设计美中接触架构，从而使其更多面向过程，并在工作组层面纳入更多专业技术人士，同时，进一步加大对双方问题解决的战略性关注。

我本人关于设立美中关系秘书处的提议，远远超出了战略与经济对话和商贸联合委员会等此前机构接触的尝试记录。上述两个机构均未能阻止爆发当前的冲突，而后均被特朗普政府所取消（拜登则选择不恢复上述举措）。但这其实是因为它们在为关系管理提供永久、稳健的框架方面还做的远远不够。

像多数人一样，我对官僚策略能否解决两个大国之间的多重棘手问题持怀疑态度。

华盛顿共识认为，长期以来，中国人更看重对话而非行动、程序而非执行、拖延而非妥协的做法。因此，有观点认为，新建一套官僚机构会进一步增加复杂性和决策层级，导致解决两大截然不同体系间根本性分歧的本已颇具挑战性的任务进一步复杂化。取得进展仍然会面临很大难度。

即便如此，更为可取的也是以一套更加制度化的策略来取代个性化外交。50年前曾大获成功的方法现在已不再奏效。两国的状况均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已成为现任霸主的合法挑战者。要想解决冲突所需的远不止是当代尼克松访问中国。

个性化外交在解决美中冲突方面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摆脱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泥潭需要建立新的接触架构。在为时过晚之前，设立美中秘书处是漫长而艰巨的冲突解决道路上前行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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