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统计局报告说，今年5月的青年失业率（16-24岁人群）达到了破纪录的20.8%，大学毕业生所能从事的高薪、高技能工作越来越少。

自2021年年中以来，已经有数十万个科技行业职位在冠病疫情、严格的资本和反垄断法规以及政府更大范围的“打压科技行动”之下被裁撤。同时由于政策环境的快速改变增加了不确定性，金融等其他高技能行业也在裁员。

6月的中国互联网上充斥着应届毕业生们绝望的图片和留言：他们唯一有望从事的是那些仍有一定就业增长的低薪行业。但是为接受高等教育做出了巨大牺牲的中国学生及其家长们却难以接受这一新经济现实。

中国的教育体系是全球竞争最为激烈的教育体系之一，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大学录取是由单一一个全国统一考试——高考——来决定的。

大多数优秀高校的毕业生在进入就业市场前都已经埋头苦读多年。掌握核心课程（数学、科学和文学）的压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连小学都削减了体育和音乐等非学术课程。

与此同时，这些毕业生的家长们也做出了其他许多国家家长无法想象的牺牲。十来岁的孩子们需要家长不断地鼓励、监督和强迫方能完成通常达4个小时的每日家庭作业。

重男轻女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环境中争取一个有保障的未来——可是当前经济增长已经减速了。

年轻女性往往会在在劳动力市场上遭遇比年轻男性更多的障碍。尽管中国女孩在各学科和各年龄段的表现都优于男孩，但长期以来她们一直无法进入民航等传统男性行业——这些行业以往存在明确的女性配额限制。

这些障碍反映了中国重男轻女的传统。中国在15-19岁的年龄段中每100名女孩对应116名男孩，而在美国则为每100名女孩对应98名男孩。

此外在政府于2010年代中期开始推动提高生育率之后，妇女的就业前景进一步恶化。随着出生率降至历史最低点（这为今后的各类大规模经济问题埋下了伏笔），中央政府放弃了独生子女政策，许多省份都将产假时长提高到了国家最低标准以上。

但这导致雇主更不愿意雇用女性，担心要承担她们未来生育和抚养子女的假期时间成本。

人们认为男性无论育有多少子女都会足量工作，而女性则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

这些文化传统正与高技能工作岗位的萎缩发生冲突。如果工作岗位多于工人，那么雇主别无选择，只能雇用女性并提供必要的支持和福利。

但如今每个职位都有11-40名求职者，致使中国成为了一个劳动力买方市场。其直接后果就是年轻女性被迫从事比同等资历男性工资更低的工作；有些人可能干脆完全退出劳动力队伍。

收入下降家庭扩大

年轻女性就业前景暗淡只是中国经济走向错误方向的众多迹象之一。

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遵循着发达经济体的模式：收入和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女性劳动力参与率不断提高。

但现在中国经济正朝着收入和教育水平下降（因为父母认为高等教育无法带来高薪工作）、家庭规模扩大和女性劳动力参与率降低的方向发展。

GDP年增长率从年均10%的高水平放缓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前的模式引起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深刻担忧，特别是考虑到政府为解决这些问题所采取的政策并未奏效。

女孩伤害大于男孩

比如政府在2021年突然取缔了在线辅导，认为可以减轻学生和家长的压力，有助于公平竞争。但这一政策的结果只是大幅减少了科技行业（以及投资于该行业的金融行业）的价值和就业岗位数量。

更糟糕的是，那些担心孩子学业落后的家庭如今必须支付更高的面对面补习费用。而随着高薪工作岗位的广泛减少，本已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将变得更加残酷，从而增加了家长为确保孩子未来经济状况所必须承担的成本。

这些增加的成本对女孩的伤害同样大于男孩。

在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城市父母会将所有资源都投入独生女身上。但许多可以生育两个或更多子女的中国父母会将有限的资源分配给儿子而非女儿。

可以肯定的是，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是鼓励年轻毕业生回到农村地区从事收入较低的体力劳动。

但是对于一个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农村化是一种倒退，因为它不会提高工资，无法激励后代接受高等教育（这是创造高薪高技能工作的必要条件），也不会为妇女提供更平等的机会。

为了阻止经济命运的逆转，中国必须从根本上解决高薪高技能工作岗位缺乏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如果中国经济要实现增长（或至少避免萎缩），政府必须创造条件在高生产率行业创造就业机会，并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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