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在中国民营经济圈内流传：经济不好时叫我们“企业家”，经济好时叫我们“资本家”。这虽然是段子，却也部分反映民营经济在中国的真实状况。

3年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开始复常，半年以来，其复常的态势与外界的预期相去甚远。经专业报告总结，目前中国经济呈现出如下5个不利的“超20%”：青年失业率超20%、工业企业利润下降超20%、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下降20%、房地产新开工面积下降20%，和消费者信心指数缺口20%。面对经济可能陷入“通缩”境地，中国官方是否应该重新呼唤民营经济？

事实正是如此！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7月19日公布“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被称为“民营经济31条”，强调私营经济要“做大、做优、做强”。对此，有专家称，“民营经济31条”的成效要看后续是否还有具体措施，中国政府强调重视民营经济，也不是第一次。中共中央及中国国务院释放的信号如此清晰，为何外界还抱持观望的态度？

宪法与法律不等于政策

中国民营经济的地位来自宪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性。宪法规定“国有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必不可少的经济成分”。不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它们的经济利益同样受到宪法与法律的保护。而民营企业家的地位来自中共的“3个代表”，即民营经济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之一，优秀经营者可成为中共中的一员或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其专业地位来自各种行业协会的会员或领导；其学术地位来自学术成就，大学、研究机构的专家资格认证等等。

然而，所有这些都可能因政府政策改变而改变，可能因司法不公而丧失被保护的机会。故此，在中国内地，政府的一纸公文、红头文件往往胜过一切。这就是中国政府公布扶植和推动“民营经济31条”，既应该重视又可以不重视的原因所在。

宪法与法律是一回事，政策又是另一回事；中央政府的态度是一回事，地方政府的执行又是另一回事。因此，在中国才会出现“经济不好时才想到民营经济、经济好时就打击民营经济”的“只可共患难、不可共享福”图景。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计划经济转变而来，在重大国计民生行业、国有企业控股占主导地位下可视为正常。然而，何为国计民生？国家需要有明确的界定与限制，不能不断地越界，与民争利。市场经济要求政策可预期、透明化、有法可依；其本质上是法制经济。

成也政府 败也政府

对于民营经济，政府的监管是必须的，问题是必须与国有经济一视同仁，不能同样的情形在国有经济合法合规、在私营经济就非法不合规。中共十八大之后，私营经济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互联网经济方面，政府给予较大的支持与扶持，否则，就不会有今天中国新经济形态的蓬勃发展。然而，为何近年来民营经济信心欠缺？

除了疫情之外，“国进民退”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所谓“国进民退”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刺激经济的资金大部分进了国有企业，民营资产反而成了国企收购的对象；二是国有企业的人员编制增加，企业的扩张，挤压了民营经济；三是政府虽说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法律保护，但待遇常与国有企业有所不同。

民营大厂应心存高远

然而，民营企业在新经济发展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个别企业罔顾国家信息安全，将涉及国家安全的大数据向外方披露以换取企业的上市地位；又比如，一些平台经济经营者过于注重短期利益，挤占普通个体经营者的市场与利益，剥夺基层百姓赖以生存的谋生手段，导致传统行业凋零、传统经营者失业，酿成不良的社会效果。

为此，国家鼓励有实力的民营经济向高科技、新业态、新经济进军，甚至如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的高科技公司一样，向外空间、人工智能、新材料、AI、元宇宙进军；国家希望民营经济持续“敢为天下先”，以比国有经济较高效率、敢冒风险的优势，先行一步，为经济再上一个台阶再蹚出一条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