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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李兴裕:准备应付欧盟碳进口税 内化碳成本保利润

【懂算碳排放保出口无忧(下篇)】

独家报道:张永麒

(吉隆坡22日讯)欧盟碳进口税初期影响电力、钢铁、化肥、铝和水泥行业,但日后或扩大到包括间接排放和其他商品与服务,企业万不可心存侥幸,作好应对准备,以免措手不及。

属于碳密集型领域的大马生产商,受促内化碳成本在其业务中,以准备应对就特定的进口商品推行的欧盟碳进口税。

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董事李兴裕说,本地生产商必须逐步将这种跨境碳税内化到其营运成本结构和定价中,以保持利润率。

“随着今年大马交易所自愿碳市场的推出以及未来几年计划实施的碳定价,本地支付的碳价可部分用于抵消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M)下支付的碳税,从而有助降低相关影响。”

碳密集型行业充满挑战

去年12月欧盟设立CBAM,对部分进口商品征收碳进口税,预计2026年生效。

李兴裕针对这贸易条规课题向《南洋商报》说,随着成本增加、实施欧盟碳税、落实本地碳定价机制及钢铁和铝产品供应的竞争,碳密集型行业的营运成本环境预计将充满挑战,业者或将因贸易转移引起的竞争加剧而受到直接或间接的打击。

他提及,2021年7月欧盟委员会宣布了一项针对从第三国进口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实施CBAM的提案,这最初涵盖5个行业,即电力、钢铁、化肥、铝和水泥,但随后其范围可以扩大到包括间接排放和其他商品和服务。

“欧盟进口商将从2023年10月1日开始,收集和报告其进口的CBAM产品中的隐含排放。”

李兴裕说,欧盟是马来西亚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在2022年占大马贸易总额的8.2%或2165亿令吉。其中,大马对欧盟的出口份额为8.1%(约1263亿令吉),进口份额为7.0%(约902亿令吉)。

他指大马去年向欧盟出口化肥,贸易总额达1亿3700万令吉,或占向欧盟出口总额的0.1%,依序为钢铁(40亿令吉或占3.2%)、钢铁制品(10亿令吉或占0.8%)、铝及其制品(45亿令吉或3.6%):“去年它们共占大马对欧盟出口的7.7%。”

业者仍处收集信息阶段

针对大马工商业是否已准备好参与碳进口税措施,李兴裕认为业者仍处于收集信息的初步阶段,包括数据收集、测量等。

他希望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能协助受影响的行业,在过渡期为他们提供协助。

涉欧市场工业
增设永续发展部

一些业务涉及欧洲市场的大马工业,尤其是上市集团,已开始着手在公司架构上增设“永续发展”相关的部门,以应付欧洲在2026年征收碳进口税的课题。

Kairos Oil 有限公司再生能源部经理刘永康说,“有些公司也在年度报告里增设有关碳排放的项目,或是重点式推出公司的永续发展报告。”

他说,马来西亚作出在2050年达致碳中和目标的承诺,这将在未来10年里成为政府的重点发展项目。

未来10年重点发展项目

“无论如何,由于政权的不确定性,直接延迟了大马工商业对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所以工商界免不了还是采取观望的态度。”

他提到,欧盟国家是大马第五大贸易国,只要要求不是太苛刻或成本昂贵,不想要放弃欧盟市场的工商业自然必须就碳进口税课题进行准备工作,否则就需要另寻替代市场了。 

“欧洲碳进口税相关课题只影响依赖欧洲市场的出口商,其他没有触及欧州市场的业者,一般上会秉持观望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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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轮值东盟主席国面临挑战/李兴裕

每当马来西亚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时,东盟成员国都对其给予高度评价。

政府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准备在2025年第五次担任东盟主席国。我国曾在1977年、1997年、2005年和 2015年担任东盟主席国。

大马作为有效主席国的能力将受到考验,因为她需要致力维护大马本国利益之余,也同时必须在维护地区利益和维持东盟在确保地区架构稳定之间取得平衡。

这对于大马,尤其是团结政府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在经历2018年以来的多年政治动荡之后,重申了其作为地区重要参与者的角色。

此时正是大马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之时,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可以展示其战略和经济治国方略,以及沉稳的外交技巧,以提升东盟在全球舞台上的形象和相关性。

复杂多变外交局势

全球经济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许多问题尚未解决,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困难。

眼下关注的是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及其对世界经济的“特朗普经济学”影响。此外,发展中国家正面临新科技快速发展和气候变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安华一直对东盟、地区和全球关键问题发表坦率的评论和直言不讳的立场。这些问题包括涉及南海岛屿和海洋冲突的领土争端、缅甸局势、中东危机的升级以及持续的中美紧张关系。

预计大马作为主席国,将展示其基于建立联盟的"软外交技能",通过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些有争议的问题。中国和东盟普遍同意安华的主张,即所有围绕南海的敏感问题,都应通过双边或多边、闭门的方式进行协商。

东盟将在南海问题上与中国保持非对抗性的态度,这被视为确保区域安全稳定和全球贸易和航行自由的有效方式。任何紧张局势和破坏区域稳定的意图,不仅有可能损害中国与东南亚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而且对中国也没有好处。

大马期待提出建议,推动东帝汶早日成为东盟正式成员。东帝汶于2022年在柬埔寨举行的第40届和第41届东盟峰会上获得正式观察员地位。东帝汶正式加入东盟。将增强本区域的经济,并增强其复原力。

深化东盟共同体

大马历来在推动东盟应对本区域新兴现实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10年前,当大马上一次于2015年担任东盟主席国时,她在制定东盟经济共同体(AEC)蓝图,以加强整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特点是商品、服务和投资的自由流动及资本与技能的更自由流通。该蓝图将于2025年结束。

这一次,人们对大马制定框架以深化东盟共同体的经济、金融和社会一体化,特别是确保更紧密的贸易与投资联系的能力寄予厚望。

3大核心战略

大马已公布了针对东盟的3大核心战略。首先,加强区域价值链和监管合作及与全球经济的联系。这对于扩大贸易与投资联系及促进区域内的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东盟需要确保区域供应链的安全,并加强与全球经济的联系。

第二和第三项战略包括加强成员国的基本面,以及在利用彼此优势的同时,重塑、重组和重新调整其经济。

鉴于中美贸易战预计将加剧,因此需要确保全球供应链安全,深化东盟内部的金融和贸易一体化仍然是重中之重。因此,大马作为东盟主席国,必须检讨和完善扩大东盟内部各支柱合作的战略方针,更重要的是,继续加强与对话伙伴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和美国。

加强便利化促进内贸

尽管各成员经济体努力促进区域内贸易,但目前东盟贸易仅占东盟对外贸易宗额约23%至25%,且2023年东盟大部分贸易都是与区域外国家进行的。

因此,通过加强贸易便利化和基础设施,以及简化贸易合规法规和限制,区域内部贸易还有增加的空间。

东盟是亚洲第三大经济体、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为维持强劲的消费和投资机会提供了巨大潜力。

在全球经济形势变化、投资流向重新定向以及供应链重组与多样化,以缓解地缘政治风险的背景下,东盟作为外来直接投资 (FDI) 的主要目的地,仍保持了其韧性和吸引力。

2023年,东盟的FDI流入再创新高,达到2300亿美元,连续三年位居发展中地区FDI接受国之首。

东盟除了作为全球金融和数字服务及制造业中心的竞争优势外,还在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数字经济和粮食安全方面提供了强大的投资机会。

除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CEP) 之外,东盟还签署了升级版东盟-澳洲-纽西兰自由贸易区,并几乎完成了升级版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FTA)3.0的谈判。

然而,据观察,泰国和印尼等东盟成员国也已分别于2023年与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进行了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这表明它们正在探索在现有自由贸易协定之外进一步扩大贸易。

东盟共同体愿景

随着东盟经济共同体(AEC)蓝图于2025年落下帷幕,2025年也将迎来另一个重要里程碑,马来西亚将推出新的2045年东盟共同体愿景(ACV 2045),规划未来20年的东盟战略道路。

东盟领导人将通过长达1830字的2045年东盟与太平洋伙伴关系,这是东盟峰会关于制定战略计划,以实施具前瞻宣言的后续行动——这份雄心勃勃的文件,根据了解东盟的高层官员与思想家的意见,解决了广泛的课题与状况。

该蓝图旨在将东盟定位为一个充满活力、富有弹性、创新和以人为本的区域组织,强调可永续性、经济一体化、人力资本发展和科技创新作为未来支柱。

升级达成更多自贸协定

大马期待与中国、印度和东盟成员国等某些国家升级和达成一些自由贸易协定(FTA)。东盟地区是大马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首9个月占我国出口总额的 29.6% 和进口的 24%。

意识到促进东盟内部贸易和服务的重要性,成员国须简化贸易协调和效率,以及监管贸易制度的标准化,以消除贸易的技术壁垒。东盟成员国须加快数字一体化进程,建立可靠的物理基础设施和有利的贸易政策,以促进东盟各地的无缝贸易流动。

大马还提议探索东盟地区以外的经济伙伴关系,并提议在2025年举行东盟-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简称海合会)+中国峰会,以扩大这些伙伴关系。东盟-海合会是东盟与海合会之间的伙伴关系。海合会成员国包括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共6个国家。

东盟、海合会和中国可以共同建立创造性的伙伴关系,促进区域间合作,或通过各自成员国发展双边关系。

人们相信,这种区域间合作的新道路是分裂和多极世界中的一股积极力量。希望进一步的一体化合作,将有助全球于实现更永续的未来,因为它展示了两个区域组织和中国在追求全球关系时,分享共同目标的多样性和活力的价值。

推动去美元化

最后,大马也可以发挥推动作用,从东盟及金砖国家集团伙伴国作为一个起点,重启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和去美元化议程。

大马已赢得中国的支持,以重启以亚洲为中心的多边金融机构计划,该计划于26年前在1997至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提出。

在面临障碍的同时,大马为去美元化而展开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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