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蒂芬罗奇

美国政客搅乱经济政策辩论的历史由来已久。

有些人会承认现实，比如在小布什将所谓的供给侧减税政策描述为“巫毒经济学”的时候。

但也有太多的人歪曲经济统计数据和分析以达到自身政治目的——比如“现代货币理论”或那些“赤字责骂者”。 当前关于中美脱钩的辩论，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从拜登总统开始，美国政策制定者终于意识到主张全面脱钩毫无意义。财政部长耶伦声称这会是“灾难性的”，国务卿安布林肯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也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强调创纪录的双边贸易额，已经初步证明脱钩对这两个紧密结合的经济体来说根本不可能发生。

但细看这些数字能让我们做出更加细致入微的评估。虽说中美双边贸易额——货物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在2022年达到创纪录的7609亿美元（约3.46兆令吉）。但是GDP 及其大多数主要组成指标也都打破了记录，而且这些数字都是以未排除通胀因素的名义美元来表示的。

在当前的通胀环境下，许多指标的当前美元估值几乎每天都在刷新纪录。这对我们了解实际经济活动的起伏并无多大作用。

用 GDP 水平来衡量跨境贸易，可以更准确地衡量对华贸易对美国经济的推动作用。

在此基础上，2022 年中美双边商品和服务贸易额相当于美国 GDP 的 3%，比 2014 年 3.7% 的峰值下降了 19%。纵使这与完全脱钩——这意味着中美贸易相对GDP 的比率接近于零——相去甚远，但无疑是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明确一步。

不出所料，近期的减少额中有 75% 发生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了高额关税的2018 年之后。中国在美国总体贸易失衡中所占份额的下降趋势很可能会持续下去，尤其是如果拜登政府如同预期那般维持特朗普关税并对先进技术实施新一轮制裁的话。

这种可能性凸显了大多数政治家在围绕脱钩的辩论中所忽视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过于庞大贸易赤字背后的宏观经济基础。尽管与中国的贸易失衡状况在2022 年有所缓解，但美国与 106 个国家（包括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总额，仍达到了创纪录的 1.18兆美元（约5.37兆令吉）。

无法解决贸易问题

正如我之前不厌其烦强调的那样，这是美国国内储蓄异常短缺状况的一个不幸但自然的结果。2023 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净储蓄率降至相当于国民收入的-1.2%，是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弱的数据，也远低于 1960-2000 年 7.6% 的平均水平。

因此，缺乏储蓄又希望投资和增长的美国，不得不借助大规模的国际收支和多边贸易赤字来吸引外资。

对美国政治家来说，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是如果不解决预算赤字问题，那么作为美国多边失衡根源的储蓄不足问题只会继续存在。意味着有针对性的双边行动——此处指的是针对中国的关税和制裁——并无法解决贸易问题。

这就是脱钩故事中出现的一个极其不祥的转折。自贸易战爆发以来，中国在美国整体商品贸易逆差中所占份额已然缩小，从 2018 年的 47% 降至 2022 年的 32%，但仍是所有国家中最大的。

而其他六个国家和地区——加拿大、墨西哥、印度、韩国、台湾和爱尔兰——的总份额则在同一时期从 24% 上升到了 36%。这种贸易转移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对于任何一个对主要贸易伙伴征收关税和/或实施制裁的储蓄短缺经济体来说，这都是必然发生的。

其中来自中国的贸易转移尤其隐蔽，因为它将逆差从低成本的进口商品提供者，转移到了高成本的生产者身上。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大喊保护主义最终是对国内公司和消费者征税的原因之一。事实上挤压中国基本上等同于在政治上把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躺椅重新安排个次序而已。

作为一流经济学家的耶伦深谙此道。从某种意义上她在6月13日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后的一次交流中所说的“试图与中国脱钩将是灾难性的”是正确的。

难以避免经济损害

“去风险？是的。脱钩？绝对不行。”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二分法。完全脱钩只是一个被当成靶子的稻草人，而现实情况则是大为渐进的。

然而这一现实却与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忧虑背道而驰。拜登政府效仿欧洲的做法，试图从安全角度重新构建有关经济脱钩的辩论，强调现在可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实施“去风险化”或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

虽然这一论点值得商榷，但数字却不容质疑。从美国的贸易逆差构成中逐渐摆脱中国的变化，以及这种贸易转移所意味着的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的分离，脱钩的足迹已经显而易见。

无论你如何称呼它——去风险或脱钩道路上的渐进式步骤——都无法避免对美国经济的有害影响。美国政客又一次竭力混淆了事实，转移了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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