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中国仍处于一条冲突轨道之中，两国之间的新冷战，可能最终会因台湾问题而陷入白热化，而“修昔底德陷阱”——崛起中的大国似乎注定要与当前霸主发生冲突——正在不祥地逼近。

不过，中美紧张局势的严重升级（更不用说战争）仍有可能避免，从而使世界免于遭遇那些无法逃避的灾难性后果。

当一个崛起大国挑战现任全球霸主时，总不免会出现一些紧张局势。但中美对峙正值美国相对实力或许正在削弱且正致力于防止自身战略性衰落之时。

因此，双方都对对方的意图充满猜忌，对抗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良性竞争与合作。在这方面双方都有一定责任。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变得更加专制，进一步走向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念。此外，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格言，也已让位于军事自信。

随着中国开始奉行日益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它与几个亚洲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不断恶化。中国试图控制东海和南海，而且越来越迫不及待地想以一切必要手段“统一”台湾。

担忧被过分夸张

但习近平也指责美国正在推行自己的侵略性战略——就是对中国实施“全面遏制、围堵和打压”。另一方面许多美国人担心中国可能会挑战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霸权——这是自二战以来该地区相对和平、繁荣和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领导人还担心，美国不会再坚持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支撑着中美关系的“一个中国”原则。美国不仅在是否保卫台湾这个问题上，变得不那么“战略性暧昧”，而且还通过AUKUS安全伙伴体系（澳洲、英国和美国）、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澳洲、印度、日本和美国）以及北约的亚洲转向计划，来强化其印度洋-太平洋联盟，从而加剧了中国对美国遏制行动的担忧。

防止冲突的第一步，是要认识到一些普遍存在的担忧其实是过分夸张的。比如美国对中国经济崛起的焦虑，让人想起几十年前它对德国和日本崛起的态度。毕竟中国目前存在的严重经济问题，可能使其潜在年增长率降至3至4%，远低于过去几十年间年均10%的增长率。

中国人口老龄化严重，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私营和公共部门债务高企；执政党的各类恐吓行为导致私人投资下降；致力于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的做法，也阻碍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此外，由于经济不确定性加深和缺乏广泛的社会安全网，中国国内消费处于疲软状态。随着通货紧缩的到来，该国现在必须担心“日本化”的问题：很长一段时期的增长缺失。

入中等收入陷阱？

与许多新兴市场一样，中国最终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是成为高收入国家和世界最大经济体。

虽然美国或许高估了中国的崛起潜力，但它也可能低估了自身在许多未来产业和技术领域的领先优势：人工智能、机器学习、半导体、量子计算、机器人和自动化，以及核聚变等新能源。

中国已根据其“中国制造2025”计划来对其中一些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但要在短期内在十大未来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目前看来还很勉强。

而美国对中国主宰亚洲的担忧也是过度的。中国周边有近20个国家，其中许多都是战略竞争对手或“死敌”，而为数不多的盟友——如朝鲜——大都在消耗其资源。

“一带一路”倡议本应结交新朋友、创造新依赖，但却遇到了许多挑战，包括许多导致债务违约（却被刻意忽略）的大型失败项目。虽然中国希望主导全球南方及其国际“摇摆国”，但许多中等强国都在抵制和反击这一野心。

美国实施了一些制裁措施，以阻止中国军方掌握关键技术，并挫败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地位，这是正确的。但除了一些必要的技术脱钩和限制对中国和美国的直接投资外，美国必须谨慎地将其战略限制在去风险而非脱钩上。

孕育健康合作

在确定将哪些部门纳入其“小范围、高壁垒”操作时必须避免过度。在这方面，特朗普对中国实施的贸易制裁包含了各类消费品，因此应该逐步取消。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和中国应努力达成新的谅解，以化解当前的危险升级。美国总统拜登应明确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并使其公开承诺和声明符合“战略模糊”原则。

美国应向台湾出售其自卫所需的武器，但在其“豪猪式”防御取得重大进展之前，不应以可能激怒中国入侵台湾的速度或规模出售武器。美国还应明确声明其反对台湾走向正式独立的任何举动，并避免与台湾领导人进行高层互访。

而在中国方面，它应该停止在台湾附近的海空入侵，还要明确表示，最终统一将是完全和平且得到双方同意的；采取新措施改善两岸关系；缓解与其他邻国在领土争端上的紧张关系。

中美两国都需要采取政策来缓解经济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并在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监管等全球问题上孕育健康的合作。如果两国不能就当前对抗的根源问题达成新的共识，那么就最终将会爆发冲突。

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场毁坏世界经济的军事对抗，甚至可能升级为一场非常规（核）冲突。此间蕴含的高风险要求双方在战略上保持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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