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范员工欺诈/陈绣茗
如果贵企业有怀疑员工欺诈公司，应该如何应对？很合理的应对方法就是报警。不过如果该员工又是企业内很重要的员工，目前无法取代，又可以如何应对？
以上发生于一案例企业业主身上，这位员工手掌握着公司重要客人的联系管道，偏偏这个客人又很喜欢这位员工，所以频频将订单都转交给这家企业。
最近业主发觉这位员工有欺诈企业的嫌疑，事由这位员工负责的项目发生了巨额财务损失，这个损失已经超越业主允许的范围之内，甚至业主还是属于后知后觉的状态，令业主无比痛心。业主固然非常生气，更多是参杂着失望与无可奈何的心情。
以上的案例，相信不只是发生在案例业主身上。企业可以如何规范？
首先，员工欺诈在英文词为“Fraud”，诈欺被定义为个人出于意图而使用欺骗手段为自己或第三人获取利益、逃避义务，或造成另一方损失。
欺诈一词用于描述犯罪行为，例如但不限于欺骗、贿赂、伪造、敲诈勒索、贪腐、窃盗、共谋、贪污、挪用、虚假陈述、隐瞒重要事实、共谋等；最近许多大企业、甚至上市公司条例中都有防止贿赂条例，主要也是想要降低或杜绝员工有机会发生欺诈行为。
在企业内可发生的诈欺行为有以下例子：
●透过欺骗或滥用官方职位或职责授予的权力来获取财产、经济利益或任何其他利益。
●对尚未交付的商品和服务向企业收取费用；故意使用与企业政策不一致的当地政策，使得以谋取利益。
●寻求获取有关同事或其他人的机密信息，并意图将其用于未经授权的项目以达到个人目的。
●故意向企业捐助者、合作伙伴提供虚假、误导性或不完整的讯息，或其他业务关系，或故意不履行义务提供相关信息。
缺乏内部控制政策
●未经授权个人使用企业电脑、电话、车辆或专业职责以外的任何其他财产或服务、导致黑客入侵或干扰电脑服务器系统。
诈欺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缺乏适当的内部控制政策和程序、员工未能遵守内部控制、检查时粗心或职责分离不充分。诈欺发生时通常存在四个基本要素：
●进行诈骗的个体——在组织内部或外部；
●以诈欺方式取得、使用或处置的资产；
●有意图实施欺诈；
●存在操作欺诈机会。
管理者必须尽最大的力量阻止或者减少诈欺机会，或者提高被抓住的可能性以达到阻止那些可能从事诈欺活动的人，同时透过设计和实施内部控制系统程序，可以减少诈欺的机会，例如：
●提倡诚实和道德文化
防止诈欺最有说服力和最有效的方法是由高层推动创造一个道德和透明的环境，鼓励各级工作人员积极参与保护工会的声誉和资源。
●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
风险管理是有效诈欺控制的核心，特别是透过制定风险标准和实施有效控制。建议企业至少每两年或更频繁地对内部可能发生诈欺的区域，以及特定领域诈欺风险的范围和程度进行全面评估，作为持续风险评估流程的一部分，并且将调查结果将报告给高层、或包括审计委员会。
●意识提升与培训
诈欺意识提高和培训是诈欺预防和检测的基础。IUCN将确保所有员工了解其在诈欺控制和道德行为方面的责任。
为新员工提供有针对性的培训，并为现有员工提供进修培训。
●监督流程
内部和外部审计师的独立审查将检查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并审查操作中是否存在诈欺证据。
关税重压 企业求生/南洋社论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最新调查显示，面对美国报复性关税的冲击，逾半数本地企业陷入“成本攀升、利润萎缩、市场收缩”的三重困境，更有60.4%的受访者坦言对前景悲观。
数据显示，63.2%的出口型企业有超过两成销售额依赖美国市场，这意味着每当关税上调1个百分点，便可能触发产业链的连锁反应。
当61.3%的企业指出关税涨幅超过10%将危及销售，31.1%承认产品价格竞争力正面临崩解，这场危机已超越单纯贸易摩擦，直击国家经济命脉，构成系统性挑战。
企业利润空间正面临双重挤压：一方面，上游原材料因全球供应链重组持续涨价；另一方面，下游客户要求降价的压力日益增强（46.2%的企业已接到降价要求）。
更棘手的是，传统“成本转嫁”策略在需求萎缩的市场中逐渐失效，迫使91.5%的企业启动应急方案——从削减成本、延缓投资到寻求替代市场。这些短期止血措施虽可暂缓危机，却难掩结构性转型的迫切性。
构建“防御+转型”体系
更值得警惕的是客户结构的脆弱性。长期依赖美国大单的企业，在重新议价时往往处于弱势。
某家具出口商透露：“合作十年的客户突然要求分担40%的关税，否则就会转向墨西哥供应商。”这种商业关系的重构，实则是全球价值链话语权的再分配过程。
面对企业呼声，政府当务之急是构建“防御+转型”的双轨政策体系。中总会长吴逸平提出的“成本减压组合拳”切中要害：暂缓服务税扩大征收范围、外劳税分级等增负政策，本质上是为企业争取战略缓冲期。但单靠防守远远不够，更需具备主动出击的政策创新。
首先，可考虑设立“关税冲击补偿基金”，对受创严重行业实施阶段性增值税返还、出口信用保险补贴。
韩国应对美国钢铝关税时，曾为受影响企业提供高达30%的研发抵免政策，经验值得借鉴。其次，亟需打造“区域供应链枢纽”，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契机，通过东盟产能合作园区、跨境数字贸易平台等建设，将被动转移变为主动布局。
在货币政策方面，国家银行需在通胀管控与增长刺激之间精准拿捏。
若贸易战外溢效应持续加剧，适度降息可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但更需配套定向信贷工具——例如设立200亿令吉规模的“产业升级专项贷款”，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改项目提供3%利率优惠。
企业3招应对冲击
在政府构筑安全网同时，企业自身也必须启动“韧性进化”。调查显示，成功应对关税冲击的企业，普遍采取三项策略：
(一)价值突围：某医疗器械厂商将关税成本转化为升级契机，通过植入物联网技术使产品溢价提升25%。
(二)市场再造：某塑料制品企业借助阿里国际站大数据，三个月内将中东市场份额从5%提升至18%。
(三)模式创新：某汽车零部件公司采用“马来西亚设计 + 泰国制造 + 墨西哥组装”的三角合作模式，成功绕过关税壁垒。
与此同时，我国可借鉴德国“隐形冠军”的培育经验，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日本经济产业省推行的“全球价值链强化补助金”制度，对重组供应链的企业最高提供50亿日元补助，其模式亦值得参考。
我们认为，当91.5%的企业已启动自救计划时，政策制定者更需展现战略定力与创新魄力。这场危机或许正是倒逼产业升级、重塑竞争优势的历史契机——关键在于能否将防御性调整转化为进攻性布局，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为我国经济筑起新的增长点。
毕竟，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最大的风险，不是风浪本身，而是继续用旧航海图寻找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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