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总:必要但不受欢迎 预算案料祭这些措施
（吉隆坡2日讯）中总社会经济研究中心认为，为扩增政府收入和管控开销，2024年财政预算案料将推出“必要但不受欢迎”的措施。
有关“必要但不受欢迎”的措施，包括针对性燃油补贴、对非上市公司征收资本利得税和奢侈品税。
该中心执行董事李兴裕今日在大马季度经济报告记者会上表示，2024年财政预算案将致力于持续削减财政赤字，为长远永续收入和税务系统，财政调整须由所有人公平且公正地分享。
“若由社会顶层人士缴纳更多的税支撑税收制度，而其他人则享受其带来的福利，这种税收制度将难以为继。我们须保持政治理性和经济理智，以避免未来出现财政悬崖（Fiscal Cliff）。”
因此，李兴裕认为，团结政府有必要，也预料将在2024财政预算案中推出部分不利民的措施。
“这虽是团结政府成立以来首次提呈的财政预算案，但也是政府最适合推动改革的时机。因为政府有足够时间在2027年第16届全国大选来临前，用其它政策逐步平息人民对其政策的不满情绪。”
李兴裕指出，据首相兼财政部长安华指出，大马目前仍有1.5兆令吉债务。如果政策财政持续赤字，债务将不断增加。若大马无法偿还债务，评级机构将降低大马信用评级，届时成本将会有所增加。
李兴裕（右二）发布大马第三季经济表现报告。左起为研究员伯拉姆鲁甘和王庆生，右为高级研究员李顺泰。
针对性燃油补贴
应分阶段推行
询及针对性燃油补贴的执行，李兴裕认为，政府应根据需求和收入为衡量，并适当的分阶段进行，同时为受影响的群体提供现金缓助。
他敦促，政府应确保该政策的透明度，并建议在实施前的3至6个月提前对外公布其机制。
此外，向非上市公司征收资本利得税和奢侈品税料将在此预算案中落定，以扩张政府的收入基础。
“不过，相关措施可能会导致投资者对我国产生不确定性担忧，因为这会让投资者担心，政府未来是否会制定更多新税务，从而却步于投资大马。”
李兴裕指出，公务员制度需进行改革，以提升公共服务绩效与生产力挂钩的薪资制度。
“我不认同政府在2024财政预算案中提前为公务员小幅调薪的做法。由于公务员薪酬全面研究结果预计明年才能完成，何不等相关研究完成以后再对公务员进行薪资调涨。”
应重启GST 税率3至4%
李兴裕希望政府在2024财政预算案重启消费税（GST），以解决政府的税收不足的问题。
他建议，此次重启GST应给予市场12个月的时间做好准备，税率从3至4%开始，低于2015年首次推行GST时的6%。
“由于目前直接税收占总收入达52%，而非直接税务则仅有18%。所以政府有需要考虑将非直接税务的收入贡献拉高，避免过度依赖直接税收。”
李兴裕分享其日前与政府的对话，“政府虽有意重启GST，但却忧心GST可能影响低收入家庭。如果影响到相关群体，那政府可考虑通过发放现金或代金券来为人民提供缓解措施。”
然而，重启GST却仍有另一阻碍，即与该政策的政治历史有关。
李兴裕指出，GST是由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于2015年首次实施，但随后在2018年大选改朝换代后，遭到由敦马哈迪医生率领的希望联盟（PH）政府废除。
“因此若在此时重启GST，那无疑于希盟自打嘴巴。不过，如果此政策有利国家发展，相信团结政府仍会考虑重启GST。”
关税重压 企业求生/南洋社论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最新调查显示，面对美国报复性关税的冲击，逾半数本地企业陷入“成本攀升、利润萎缩、市场收缩”的三重困境，更有60.4%的受访者坦言对前景悲观。
数据显示，63.2%的出口型企业有超过两成销售额依赖美国市场，这意味着每当关税上调1个百分点，便可能触发产业链的连锁反应。
当61.3%的企业指出关税涨幅超过10%将危及销售，31.1%承认产品价格竞争力正面临崩解，这场危机已超越单纯贸易摩擦，直击国家经济命脉，构成系统性挑战。
企业利润空间正面临双重挤压：一方面，上游原材料因全球供应链重组持续涨价；另一方面，下游客户要求降价的压力日益增强（46.2%的企业已接到降价要求）。
更棘手的是，传统“成本转嫁”策略在需求萎缩的市场中逐渐失效，迫使91.5%的企业启动应急方案——从削减成本、延缓投资到寻求替代市场。这些短期止血措施虽可暂缓危机，却难掩结构性转型的迫切性。
构建“防御+转型”体系
更值得警惕的是客户结构的脆弱性。长期依赖美国大单的企业，在重新议价时往往处于弱势。
某家具出口商透露：“合作十年的客户突然要求分担40%的关税，否则就会转向墨西哥供应商。”这种商业关系的重构，实则是全球价值链话语权的再分配过程。
面对企业呼声，政府当务之急是构建“防御+转型”的双轨政策体系。中总会长吴逸平提出的“成本减压组合拳”切中要害：暂缓服务税扩大征收范围、外劳税分级等增负政策，本质上是为企业争取战略缓冲期。但单靠防守远远不够，更需具备主动出击的政策创新。
首先，可考虑设立“关税冲击补偿基金”，对受创严重行业实施阶段性增值税返还、出口信用保险补贴。
韩国应对美国钢铝关税时，曾为受影响企业提供高达30%的研发抵免政策，经验值得借鉴。其次，亟需打造“区域供应链枢纽”，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契机，通过东盟产能合作园区、跨境数字贸易平台等建设，将被动转移变为主动布局。
在货币政策方面，国家银行需在通胀管控与增长刺激之间精准拿捏。
若贸易战外溢效应持续加剧，适度降息可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但更需配套定向信贷工具——例如设立200亿令吉规模的“产业升级专项贷款”，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改项目提供3%利率优惠。
企业3招应对冲击
在政府构筑安全网同时，企业自身也必须启动“韧性进化”。调查显示，成功应对关税冲击的企业，普遍采取三项策略：
(一)价值突围：某医疗器械厂商将关税成本转化为升级契机，通过植入物联网技术使产品溢价提升25%。
(二)市场再造：某塑料制品企业借助阿里国际站大数据，三个月内将中东市场份额从5%提升至18%。
(三)模式创新：某汽车零部件公司采用“马来西亚设计 + 泰国制造 + 墨西哥组装”的三角合作模式，成功绕过关税壁垒。
与此同时，我国可借鉴德国“隐形冠军”的培育经验，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日本经济产业省推行的“全球价值链强化补助金”制度，对重组供应链的企业最高提供50亿日元补助，其模式亦值得参考。
我们认为，当91.5%的企业已启动自救计划时，政策制定者更需展现战略定力与创新魄力。这场危机或许正是倒逼产业升级、重塑竞争优势的历史契机——关键在于能否将防御性调整转化为进攻性布局，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为我国经济筑起新的增长点。
毕竟，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最大的风险，不是风浪本身，而是继续用旧航海图寻找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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