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一带一路VS华盛顿共识/佐摩

2019年03月22日

随着1980年代起的华盛顿共识受到挑战，美国总统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A），而中国则追求一带一路倡议（最值得注意的是带有多边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自身议程），东亚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持续演变。



佐摩在访问中分析其对本区域和以外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意义。

一带一路发展不明朗

问：你对世界增长前景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有何想法？

答：虽然到处都有希望的征兆，但是基于各种原因，对北大西洋（美国和欧洲）很乐观的理由很少。量化宽松（QE）等非传统货币政策已协助美国达到小复苏，不过在其他地方较少可能成功。这种措施也加速了大规模的财富集中，这就是为何世界最富有的人拥有比世界底层一半人口还多的财富。

在东亚，情况较有希望，因为中国增长虽降低但有持续，还有近乎独特的现象——国家收入的劳工份额上升。对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中国一直愿意资助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虽然这产生了许多问题。



例如，我们知道中国承包商尽可能使用中国建材和人力资源，东道国经济的乘数利益减到最低。

数年前，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为中国企业在非洲的行为公开道歉，但大多数其他国家倾向于把所有中国人看成铁板一块。

同时，美国、欧洲、日本、印度和其他对影响力的竞争，已协助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增加选项。不过，中国一带一路和“另类全球化”是否足以让本区域持续迅速发展，仍不明朗。

自贸协议能做的不多

问：你曾说过：“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所有复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议将受到影响。”如今，美国退出TPPA，为何日本、澳洲和新加坡仍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与其它国家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CPTPP）？

答：必须强调，在推进贸易多边主义和守住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多哈回合（两者均有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缺陷）的承诺方面，美国、欧盟和日本做得很少。同时，日本、澳洲和新加坡正尝试把CPTPP炒作成针对中国的政治抗衡。

但作为一个贸易协议，除了通过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ISDS）规定等加强外国企业的权力和进一步削弱政府之外，它能做的不多。

CPTPP增长预测小

问：为何CPTPP对增长的冲击很小，却能加强外企的权力？

答：要说清楚，即使是原本的TPPA，包括最乐观的彼得森研究所在内的所有的预测中，可归功于贸易自由化的经济增长预测均很小。

彼得森研究所预测的增长收益有约85%来自“非贸易措施”，主要是扩大和加强知识产权和外国企业针对东道国政府的法律权利，方法是被吹捧为所谓21世纪自贸协议特征的ISDS规定。

这样，举个例子：知识产权较强，药物价格就较高，贸易价值也会上升！通过ISDS，如果一个政府决定禁止使用毒性的农业化学品，保护农民和消费者，就必须赔偿供应商的利润损失！

华盛顿共识被取代

问：你认为亚洲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等南部国家领导的金融机构，会威胁到华盛顿共识吗？

答：华盛顿共识虽然很有影响力，但公认已被新政策对策所取代。尽管近期有种族民族主义的反西方运动，太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仍然相信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会促进增长。同时，尽管对增长、稳定和公正有负面效果，金融全球化仍在持续。

如今，人们假设数码全球化有惊人的进步效果，因为它已显然加速了权力和财富的集中，虽然创新的新参与者迅速崛起后，可很快巩固有利可图的垄断。

我曾期待新的多边发展银行会更勇敢，但它们至今大多选择在华盛顿共识塑造的主要框架内操作，大概是为了保住市场信心。

中国银行的信贷（通常对中国企业有利益）远比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所提供的更重要。当然，中国银行的贷款已破坏布雷顿森林机构（BWIs）的垄断，这也已反映在西方和日本的新政策倡议中，例如更慷慨地提供基础设施资金。

同时，世界银行已与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更紧密一致，这是为了提供其新倡议，推广基于市场的私人金融，例如证券和衍生产品，以及公共私人界伙伴关系。

资管缓和金融周期

问：你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组合流入和流出近年都增加了。你认为是否应恢复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大马实施的资本管制，来对抗资本外流？

答：由于连中国也重新引入资本管制，考虑这种选项是很重要的。我长年提倡对抗周期的“资本项目管理”以缓和金融周期，而非只在危机后施加管制，因为有效的资本项目管理必须主动、灵活和有弹性。

资本项目管理几乎在定义上就是有特定背景的。通用的规则很少。我在1990年代早中期具体呼吁的事情，很可能已不再有关联或适当。挑战并非在于预期上一个危机的重演，而是保护国家经济免受可能的未来威胁。

优先选项应是可持续加强实体经济的资本流入，而非倾向于投机、易于逆转和不加强实体经济的投资组合流动。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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