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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的固定汇率/南洋社论

近来令吉一直走贬,一度逼近1美元兑换4.80令吉。作为马来西亚固定汇率的“始祖”——敦马哈迪医生,一而再、再而三的呼吁国家银行考虑重启固定汇率的政策。

事实上,如果没有马哈迪,马来西亚就不会经历一段长时期的固定汇率。所以,说他是大马固定汇率的创始人,一点也不过分。

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东南亚饱受卖空专家攻击。在马来西亚几乎被卖空狙击手击倒的时候,马哈迪祭出了固定汇率,将3.8令吉和1美元挂钩,让狙击手措手不及,铩羽而归。

锁定汇率 外资不安

不过,这也导致马来西亚走入固定汇率的时代,长达7年,到了2005年过后才慢慢解套,最后恢复自由浮动。这期间,我们也见证到人民由拒绝到接受,倒是最后自由浮动时,反而有点不舍(固定汇率措施),显示了人性的怠惰及不喜改变。

唯自那时起,令吉在海外没有流通量,奠下了海外货币商不接受令吉,或者即使接受,也施以极不公平的兑换率的祸端。

时至今日,每当令吉下贬,就有经济学家讨论国家是否应该采取固定汇率,这就是马哈迪20多年前留下的“就职”教育所致。

虽然到最后,国家银行还是决定让令吉自由浮动,但是,“固定汇率”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议题。实际上,在一个自由经济体中,国家很少会动不动就思考要不要锁定汇率,这会让许多想要进来的海外投资感到不安。

财政部副部长沈志强认为,我国经济和金融体系有良好的基础,无须考虑实施外汇管制和固定汇率。

恐失货币政策自由

他认为,如果在现阶段推出固定汇率,大马将失去货币政策自由,这将严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导致外资撤离国内市场。

此外,维持固定汇率需要大笔的国际储备金,面对国际热钱的冲击,我国将失去应对的灵活性。万一国际发生通货膨胀,国家不能及时调整汇率,将导致物价飞涨,让进出口失去竞争力。

这些解释,马哈迪当然不接受。但是,回顾1998年,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到底是功是过,至今无法下定论。1998年马哈迪作风强硬,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的纾解,资本管制无疑成功帮助大马渡过了难关,连国际货币基金也承认,这稳定了国家当时动荡的经济。

但是,资本管制也让大马付出了成长的代价,我国的竞争渐渐不如人,日子久了,商家更害怕面对汇率浮动,乃至做不了经商决定。这问题,在汇率自由浮动多年以后,才慢慢纠正过来。

所幸,令吉兑美元回弹去4.65令吉,稍微纾解了破5的压力。我们希望国行积极加强外资的信心,让令吉回稳,而非采取消极的定汇鸵鸟手段,让国家经济失去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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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助解医疗险高涨/南洋社论

医疗费用的持续通胀正在成为马来西亚及整个东盟地区的严重社会问题。以我国为例,2023年国家银行数据显示,医疗费用通胀率高达12.6%,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5.6%。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医疗保险的逐年涨价让人们的负担日益加重,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压力愈加突出。

当前医疗费用的通胀,源于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首先,疫情期间延迟治疗的积压需求在疫情逐步消退后急剧增长,大量民众开始补上原先延迟的体检和治疗,这在短期内导致医疗资源紧张、需求骤增,从而推高医疗成本。

其次,民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也是医疗费用上升的驱动力之一,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花钱进行体检和治疗,这在长远上虽有助于提高整体健康水平,但在短期内加剧了医疗资源的供需失衡。

在医疗费用通胀的压力下,保险公司面临更高的理赔成本。Etiqa保险总策略长吴保云表示,由于索赔率增加,保险公司不得不提高保费以保持业务的可持续性。

在成本压力下,医疗保险费用涨价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对普通民众而言,医疗保险费用的上涨无疑加重了日常开销的负担。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保费上涨可能迫使他们放弃保险,因而无法享受医疗保障的覆盖。

扶持医疗设备进口

针对上述情况,政府应当主动干预医疗通胀问题,并积极寻求多方政策解决方案,保障民众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

首先,政府应加强对医疗设备进口的扶持政策,尝试通过税收优惠或补贴的方式,降低以美元计价的医疗设备成本,从而缓解因汇率波动对医疗费用带来的冲击。这不仅能帮助降低医疗成本,亦有助于提高医疗资源的可及性,使医院和诊所能以更合理的价格提供服务,最终惠及民众。

其次,应鼓励和支持保险公司开发更多元化的产品。政府可提供政策支持,推动保险公司与医院、诊所等医疗机构合作,推出针对不同收入群体的保险方案,让中低收入群体也能有选择地享有医疗保障服务,从而增加保险覆盖面,减轻公众对未来医疗费用的不安。

在引导民众自愿购买保险的过程中,政府也需保持对保险产品的监督和规范。无论是私人健康险还是旅游保险,政府需要确保其价格合理,并加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透明度监督,确保民众能够明白无误地了解保单权益和理赔流程。

或可实施部分补贴

另外,为避免中低收入者因保费上涨而被排除在保险体系之外,政府可探索实施部分补贴制度。例如,针对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群体,政府可考虑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

我们认为,展望未来,政府、保险公司和民众之间应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推进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对政府而言,关键在于政策支持与制度监管,确保保险行业的良性发展并守护民众的健康权利;对保险公司而言,则需创新产品结构、优化成本管控,提高医疗保险的普惠性;而对普通民众来说,则需重视健康管理,以降低医疗费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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