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国际金融秩序离不开一带一路，在2013至2018年期间，中国对外的商业投资增长了95%，可以把这一环看作中国作为核心国对边缘国家进行的商业资本流向。

然而，类似的商业资本流向并无法产生相对应的官方金融资本回流。一来，中资的投入多聚焦在非贸易类产业，无法带来出口效果，二来就是中国的资本管制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完全没有跟上脚步，债券市场流通性不足，货币离岸兑换管道受阻，中资受惠国也就不会也无法因为对中出口而累积中国国债，提高人民币储备资产。

根据本报专栏作者黄锦荣认为，没有了官方金融资本回流，中国也就丧失了作为核心国的“嚣张特权”，而这些益处正是当下中国国内经济所急需的。

堪忧的是，很多时候类似的商业投资都配以跨境借贷，也就是借钱给你建路盖码头，所以中国对外的国际借贷也同步增长了85%。这可是双重的资金单向流动，官方金融资本为抵押一旦缺席，那也就成了双重的风险。

如今中国海外借贷状况连连，投资回酬受损，违约可能性日益剧增之余，其资产抵押也可能化为乌有，不仅会反噬中国经济，一带一路的外交战略恐怕也将白忙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