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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医疗不应加剧征税/南洋社论

“迪拜行动”这种对国人毫无营养的政治课题跨年而过,从2023年热议到2024年,纵然明知道它即使真有行动也难以有成果,政坛也若有其事的广泛讨论。

砂拉越总理阿邦佐哈里出口揶揄所谓行动只是“没事找事做的浪费时间”,更坐实了反对党与传言两位高龄政治元老推动欲推翻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后门计划",注定只闻楼梯响也难成气候。

其实我国甚至整个世界目前最需要的是国内所有领域的发展、维持与重生,让国人生活有着落,让各行各业有生意做,国家才有得发展,只要能做到区区四个字“安居乐业”,人民的幸福指数就会提升。

那些兴风作浪与无中生有的政治下三滥手段,最多只能在选举前后胡闹一阵子,考验选民的投票智慧后就沉寂在民众的目光之外,政治人物应该转去努力为人民服务,让执政的政府去表现和贡献,让上任的新官与执政党议员也把目光瞄向坊间所需改善的政策并完善之。

通胀加重生活压力

从2023年带到2024年,涉及民众生活负担与压力的民生问题其实不少,通货膨胀遍及各行各业,产米产蛋产食油国难以理解的发生白米、鸡蛋和食用油的供应短缺;此外,产业动力疲弱,劳工不足,就连政府医院和医务人员的严重短缺,也间接影响到许多老百姓必须面对昂贵的私人医疗服务,而求助于相对较廉宜的传统医疗服务。

说起传统医疗服务,政府确是有所忽略,甚至是明显的忽视,个中原因,官方尚未有明确说明,这里指的是政府今年将向历史悠久传统医药服务征收服务税的措施,反而西医服务却是获得豁免征收服务税。

事缘在上个月中,卫生部传统及辅助医疗组致给业者的公函,宣称落实传统及辅助医疗领域,营业额达到50万令吉的门槛者将被征8%的服务税,意味着包括选择更廉宜中医和巫医等传统服务的病患,将得承担这笔额外的8%费用。

公函还特别指出,这项措施早在关税局2018年服务税公共指南中,便已有明文规定。此次公函致给概括各族的8个传统医疗组织,说是要求它们向会员广为宣传,即是2024年起要开始收钱了。

但业者尤其中医界知悉旧条文在此时要硬启动后,依然是一片哗然,毕竟人们经过好一阵子的通胀压力后仍未纾缓过来,又得负担更多的家庭医费了。

应酌量调整税务结构

这并不是一件小事,现代社会一般家庭谁没有常见的小病小痛?在医疗设备不足,政府医院与医务人员短缺和私人医疗费离谱昂贵的恶劣环境下,传统医疗服务是普遍民众最实惠的选择,现在却要附加服务税的压力了。

其实数年前政府已经因各种现实考量而将有关措施低调压制下来,让广大寻求传统医疗诊治的病患喘了一大口气。今天却在他们的肩膀百上加斤,让这个中低下层的“压力税”再见天日软着陆,然后增加2%至8%,这真是团结政府的意思吗?

上周已经有许多相关业者提出抗议,因为除了影响到中下层病患也直接影响到传统医疗业,也有一些官员与议员提出声援。

但是,最关键的部长甚至内阁却迟迟未表态,如今服务税机器已开动,当局真要有一个说法尤其一个合情合理的做法,酌量调整税务结构,多为民众尤其是受到病痛折磨者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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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助解医疗险高涨/南洋社论

医疗费用的持续通胀正在成为马来西亚及整个东盟地区的严重社会问题。以我国为例,2023年国家银行数据显示,医疗费用通胀率高达12.6%,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5.6%。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医疗保险的逐年涨价让人们的负担日益加重,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压力愈加突出。

当前医疗费用的通胀,源于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首先,疫情期间延迟治疗的积压需求在疫情逐步消退后急剧增长,大量民众开始补上原先延迟的体检和治疗,这在短期内导致医疗资源紧张、需求骤增,从而推高医疗成本。

其次,民众健康意识的提高也是医疗费用上升的驱动力之一,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花钱进行体检和治疗,这在长远上虽有助于提高整体健康水平,但在短期内加剧了医疗资源的供需失衡。

在医疗费用通胀的压力下,保险公司面临更高的理赔成本。Etiqa保险总策略长吴保云表示,由于索赔率增加,保险公司不得不提高保费以保持业务的可持续性。

在成本压力下,医疗保险费用涨价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对普通民众而言,医疗保险费用的上涨无疑加重了日常开销的负担。特别是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保费上涨可能迫使他们放弃保险,因而无法享受医疗保障的覆盖。

扶持医疗设备进口

针对上述情况,政府应当主动干预医疗通胀问题,并积极寻求多方政策解决方案,保障民众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

首先,政府应加强对医疗设备进口的扶持政策,尝试通过税收优惠或补贴的方式,降低以美元计价的医疗设备成本,从而缓解因汇率波动对医疗费用带来的冲击。这不仅能帮助降低医疗成本,亦有助于提高医疗资源的可及性,使医院和诊所能以更合理的价格提供服务,最终惠及民众。

其次,应鼓励和支持保险公司开发更多元化的产品。政府可提供政策支持,推动保险公司与医院、诊所等医疗机构合作,推出针对不同收入群体的保险方案,让中低收入群体也能有选择地享有医疗保障服务,从而增加保险覆盖面,减轻公众对未来医疗费用的不安。

在引导民众自愿购买保险的过程中,政府也需保持对保险产品的监督和规范。无论是私人健康险还是旅游保险,政府需要确保其价格合理,并加强对保险合同条款的透明度监督,确保民众能够明白无误地了解保单权益和理赔流程。

或可实施部分补贴

另外,为避免中低收入者因保费上涨而被排除在保险体系之外,政府可探索实施部分补贴制度。例如,针对收入低于一定标准的群体,政府可考虑提供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

我们认为,展望未来,政府、保险公司和民众之间应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推进医疗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对政府而言,关键在于政策支持与制度监管,确保保险行业的良性发展并守护民众的健康权利;对保险公司而言,则需创新产品结构、优化成本管控,提高医疗保险的普惠性;而对普通民众来说,则需重视健康管理,以降低医疗费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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