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成全球经济风险/Project Syndicate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地缘政治竞争和冲突愈演愈烈的时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进入第三个年头，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仍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地区战争，而美国与中国之间不断加深的冷战可能会在本十年的某个时候因台湾问题而转变为热战。
如果特朗普在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那么世界就将变得更不稳定。然而迄今为止这些风险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相当有限。这种情况会很快改变吗？
有限的冲突
虽然俄乌战争仍一如既往地残酷，但其对全球的影响或许会更为轻微。与战争早期相比，如今北约直接介入或俄罗斯使用战术核武器的风险较低。同样，虽然战争最初导致能源、粮食、化肥和工业金属价格纷纷飙升，但即使是欧洲这个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也只出现了轻微的增长放缓（或在某些情况下出现停滞）而不是许多分析家担心的严重衰退。
俄罗斯出产的石油天然气已被更多来自美国和中东国家的进口所取代。由于乌克兰设法重开了黑海谷物出口通道，对粮食价格的影响有所减轻。
以色列-哈马斯战争迄今也只对地区和全球经济产生了有限的影响。以色列的GDP在2023年第四季度急剧萎缩且可能随着冲突的持续而继续疲软，而加沙的经济损失显然更为严重。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货运船只的袭击，埃及从苏伊士运河获得的收入（也是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出现下降。但如果冲突继续按照目前的态势得到控制，对全球经济和市场的影响也仍将有限。
归根结底，只有出现重大地区局势升级——比如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爆发全面战争，或有迹象表明以色列（可能还有美国）正走向与伊朗开战的道路——才有可能引发更严重的全球后果。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全面战争将大幅减少海湾地区的能源生产和出口，致使能源价格飙升，催生类似1973年赎罪日战争和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的全球滞胀冲击。所幸地区局势急剧升级的可能性目前仍然很低。
虽然中美之间的冷战——或战略竞争——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继续加剧，但今年两国关系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恶化。美国总统乔·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去年达成了战术性缓和，而中国对不符合其期望的台湾总统选举结果的反应也相对克制。尽管台湾问题可能会在本十年晚些时候升温，但这种状况在今明两年都不太可能发生。中国的经济缺陷和脆弱性可能会使其减少与美国和西方的对抗。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在货物、服务、资本和技术贸易方面的去风险化、生产线迁移、友岸外包和限制也不会在短期内加剧。只要战略竞争保持在可控范围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就不会太大。
而经济增长和市场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风险则是美国大选。但在这方面有必要认识到特朗普和拜登在外交政策上是有一些共同优先事项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对中国持鹰派态度且将继续如此。拜登和特朗普都是以色列的坚定支持者，但他们也认识到要想实现以色列和沙地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可能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一项最终的以巴两国解决方案。
北约欧洲俄乌分歧
特朗普和拜登最大的分歧在于北约、欧洲和俄乌冲突等问题上。
有些人担心特朗普会放弃乌克兰去让俄罗斯赢得战争。但很可能在中国问题上维持鹰派立场的他或许会担心，让俄罗斯接管乌克兰会释放出（关于台湾的）某种信号。
担忧经济政策
此外特朗普真正想要的是让欧洲北约成员国增加国防开支。如果它们这样做了，那他可能会承认该联盟的价值，因为北约将转向亚洲以威慑中国。
特朗普第二任政府影响市场的最大途径是其经济政策。
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无疑将变得更加严厉。特朗普已经表示将对所有进口到美国的商品征收10%的关税（目前的平均关税率约为2%）并可能对中国商品征收更高关税。这将引发多场新贸易战，不仅是与中国这样的战略对手，而且还有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比如日本和韩国。
一场可能降低经济增长并加剧通货膨胀的全球贸易战将成为未来数月市场应当考虑的最大地缘政治风险。
在这种情境下，去全球化、脱钩、碎片化、保护主义、全球供应链巴尔干化和去美元化，将成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所面临的更重大风险。
滞涨风险
与特朗普有关的其他滞胀风险包括他对气候变化的否定态度，以及他可能会试图用一个更加鸽派也更易受他摆布的人，去取代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杰罗姆·鲍威尔。最后，特朗普的财政政策将增加本已过高的赤字。
即将到期的减税政策将会延长，国防和福利支出也会增加。那些债券义勇军们（意指通过抛售债券推高市场利率来迫使政府重整财政秩序的投资者）最终以更高利率震撼各大债券市场的风险也会增加。随着私人和公共债务的高企和上升，金融危机的幽灵也会逐渐走近。
俗话说“经济问题才是关键”。
而目前特朗普所提议的经济政策议程才是对全球经济和市场的最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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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赢不了关税战/黄锦荣
从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关税表，至4月11日晚间扩大对等关税豁免项目，美国贸易政策可说是经历了百年来最混乱的两周。
之所以混乱，因为关税决定显然是完全取决于特朗普所谓的直觉，政策仅是随后匆忙补上来合理化他的决定，事前没有经过国会辩论、两党协商，没有咨询利益相关者，更别说考虑到后果。
否则，不会出现如此荒谬的对等关税率，政策也不会没考虑美债及美元的反应，也不会执行后方才考虑到豁免项目。
即便是近来常被相提并论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Hawley Tariff Act 1930），也耗时近乎两年，经历过无数次协商，才完成从共和党的俄勒冈州议员霍利在众议院正式提案到时任美国总统胡佛签署生效的过程。
操作粗暴目的跑偏
此次关税的目的众多，但有两点似乎是普遍共识，那就是重振美国制造业及围堵中国崛起。但特朗普恐怕赢不了关税战，不是因为国力问题，而是关税博弈的操作太粗暴，真实目的也跑偏了。
关税的原则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进口征税，改变外国及本地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需求就会转向较为便宜的本地货，为本地供给创造条件，以美国20兆美元（约88.6兆令吉）的消费市场，难道还养活不了本土制造业。
问题是，特朗普要保护哪一个工业呢？给钢铝进口加征关税是在保护钢铝业，但是钢铝不是消费品而是其他工业的原材料，无论是继续采用进口钢铝，还是转向价格也跟着升高的本土钢铝，其他工业肯定失去成本优势，失去市场竞争力。
按美国的就业比例，每50位制造业工人，才有1人在钢铝厂就业，所以，保1人伤50人的关税战，那岂能重振美国制造业？
另外，从产品创新研究、设计、应用软件、原材料、零部件、组装到测试，消费品生产制造是一连串的活动，从来就不是单一事件。
失去价格竞争力
由于一连串的活动，需要不同的资源投入，而不同国家因为要素禀赋有别，所以要素价格也就不同，公司才会拆开这一连串活动，按照各国要素价格差异部署供应链，各自进行生产力最优的活动，并形成今日各国紧密联系的多赢局面。
即便如此，也从来没有人会以为从中国或越南出口的苹果手机不是美国产品。
但通过关税强迫供应链末端的组装工厂回流美国，生产美国制造的手机、家具、家电，不仅成本激增，让美国产品失去价格竞争力。产品价格飙涨减少老百姓实际收入，导致消费能力受损，进而冲击对服务的需求。
长远来看，伤害最大的莫过于把就业从生产力最优的高端制造业环节及服务业，强行挪移到生产力偏低的活动，这必然伤害美国整体生产力，那岂能让美国经济强大？纠众围堵自己
胡佛在1929年回应霍利在众议院的提案时，如是说：“关税与否，还视乎于相关产业是否出现明显萎缩，导致就业下降……而且绝不能不考量国家整体的利益，包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要是为了进口替代产业少数的就业机会而牺牲出口产业大量的就业，关税就非常不明智了。”
特朗普此番对等关税不明智之处，不仅在于毫无经济效益可言，也因为剑指全球，非中国而已，而变成纠众围堵自己，不是中国。
要知道的是，无论是2018/29年的关税，还是后任美国总统拜登的科技战，都是两党共识，不涉及国内政治斗争，对外也与欧盟及亚太友国连成一线，诉求对象是全球自由民主体制。
如今的关税战，却更像是国内政治斗争的衍生，把自由贸易视为左派觉醒文化的象征，必须如同对待美国境内联邦机构及大学那般重拳敲击，后者以减少财政赤字、降低国债为名，前者则以减少贸易赤字及重振制造业为理由，但诉求对象都一样，那就是“MAGA”支持者。
换句话说，关税成了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手段。若真如此，唯有美国经济面对衰退及高投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大败，关税博弈才会进入最后的残局，任何谈判都是枉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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