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放缓时期，情况往往会在好转之前变得更糟，而这也在9月底推出了冠病疫情以来最大刺激方案的中国身上得到了印证。

政府政策的忽然出台，让许多人感到意外，但这类政策突然转向，对中国来说其实并不新鲜。

2021年对互联网行业的监管打击、2022年“冠病清零”政策的终结，以及2014年以来计划生育规则的变化都是类似的急转弯。

在最近出版的《高压线：中国是如何监管大型科技企业和治理经济的》一书中，我解读了中国政策制定的三个决定性特征：等级制、波动性和脆弱性。

中国自上而下制定强行制定政策（等级制）的中央集权决策架构，会催生各类突发而剧烈的政策转变；这些政策经常遵循周期性模式，在紧缩和宽松之间摇摆不定（波动性）。

同时即使出发点是好的，这些政策也常常会产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的意外后果，而等当局意识到时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方能扭转局面了（脆弱性）。

中国对日益紧迫的通缩威胁的缺乏应对，就完全符合这一模式。

尽管一年多来各种警示信号已经很明显，但出于一些（合情合理的）原因，政府一直不愿采取大胆措施来重启经济增长。

最值得注意的是，当局早已敏锐地意识到有必要摆脱经济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传统依赖，转向如高科技创新等更可持续的增长来源。

然而，中国仍在努力摆脱2008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积累的过度债务——这种趋势在几年前将中国推向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临界门槛。

此外，中国最高领导层担心消费驱动型增长，可能会让本国成为一个福利国家，而这在他们看来是浪费和低效的，不符合他们对中国作为自力更生的工业和技术强国的长期愿景。

通缩越久代价越高

因此，中国政府没有听从采取大胆刺激措施的呼吁，只是采取了一些温和措施来阻止经济下滑。

不出所料，这些措施对通缩威胁收效甚微。

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专注于维持财政纪律，同时继续投资于生产——即便这加速了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并因此加剧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紧张局势。

现在，中国正面临着以通缩和停滞为特征的日本式“失去的十年”。

经济学家警告说，通缩持续的时间越长扭转这一状况的成本就越高。

突然180度转向

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似乎终于听进去了：政府突然180度转向，开始全面动员其货币和财政工具来拯救摇摇欲坠的经济。

这是正确的举措，因为目前中国需要的正是大力刺激经济。但此举并非毫无风险。

股市对刺激措施做出了热烈反应，创下了自2008年以来最好的单周表现。鉴于投资者预计政府将出台更多财政措施来支撑经济，投机行为也因此猖獗起来。

应恢复地方分权

现在人们担心突然注入经济中的资金，可能会造成股市泡沫，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埋下隐患。

如果这种风险成为现实，中国政策制定者就将再次面临一个打地鼠似的危机管理局面——这边刚刚扑灭一场危机，那边另一场危机又冒头了。

为了避免这种结果，中国必须采取措施去尽可能减少政策干预带来的意外后果，比如建立实时、准确的反馈机制，以便在泡沫形成和危机爆发之前进行中期修正。

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破除其基于自上而下法令的仓促、戏剧性政策转变习惯，回归过去那种行之有效的做法：基于分权式政策试验的渐进式改革。

这种实验是中国市场改革进程最初三十年的标志——当时经济实现了年复一年的两位数GDP增长。

通过赋予地方当局权力，利用本地知识和测试新想法，中央政府实现了了层出不穷的政策创新，但近年来它却越来越依赖不利于经济的自上而下决策。

权力重新下放

大胆的刺激措施，可能会为中国赢得时间，但无法带来持久的繁荣。为此，中国必须采用曾推动其崛起的分权治理方式。

这意味将权力重新下放，鼓励地方当局测试那些适合本地情况的解决方案的自下而上举措。

问题是，北京是否愿意在追求对经济长期掌控的过程中，放弃任何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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