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企减碳箭在弦上（下）】

独家报道：萧维旸

环境、社会与监管（ESG）意识站上全球经济主流，加上欧盟碳关税兵临城下，各大经济体无不启动减碳大计，务必保住产业与出口竞争优势。

全球掀起一波减碳竞赛之际，长期仰赖出口、深度参与全球工业链的大马，岂能置身事外？

上至政府与监管机构，下至各行各业，皆紧锣密鼓减碳，大中小型企业无一例外。

虽说是大势所趋，但企业减碳这项巨大工程，难免伴随着层层不容忽视的挑战，政府政策与企业决策皆然。

《南洋商报》专访的企业减碳专家、经济学者、基金经理、行业代表，都异口同声说，这条路势必走下去，但又时而窒碍难行，各界需多加关注。

究竟，有什么挑战正横亘在前？

本报从政府、企业、减碳行为三个层面出发，细说减碳的难点。

中小企财务压力大

企业减碳的具体做法，包括减少能源消耗、转用再生能源、优化生产流程、鼓励供应商减碳、以电动车取代燃油车等。

多数做法都需要花费一笔额外成本。例如，转用再生能源的话，需额外付费安装太阳能系统；若要以电动车替换燃油车，也难免需要出资。

对企业而言，这是一本不容忽视的成本。尽管如此，并非所有企业都会疼痛剧烈，有者较为沉重，有者则会相对轻松。哪些企业会遭遇较大的阻碍？

这问题，可透过两大维度来思考。首先是大型及中小企业，受访的专家与产业代表，皆认为中小企的挑战较大，政府需密切关注。

优大经济系教授黄锦荣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说，减碳的过程涉及花钱转换能源、将运输工具电动化、减少生产流程的碳排放等。

“若企业的上游供应商是高碳排者，企业也需要更换供应商，这或许也会推高生产成本。”

大企业可轻松应对

碍于中小企的财务能力及资源相对稀缺，因此减碳过程中，难免会比较窒碍难行；相较之下，营收、资金庞大的大企业，可较轻松应对。

“这也是为什么，大马的能源转型会从官联企业如国家石油（Petronas）、国家能源（TENAGA，5347，主板公用事业股）等开始，由他们带头示范与给予协助，众中小企业会较为轻松。”

Tradeview资本基金经理梁佳满也看法一致，指多数中小企缺乏正确的ESG知识，需要另花钱聘请专业顾问来计算碳排放量等数据，涉及成本不低。

“尽管大马交易所（BURSA，1818，主板金融股）有提供指南，企业也可以付费请马交所协助统计与分析ESG资料，但每年费用数以十万令吉计。”

“对大企业来说，数十万令吉或许只是九牛一毛；但对中小企而言，则是不小的开销。”

抱持同样看法的，还有Carbon Next共同创办人、企业减碳顾问林秉翰。

据他的观察，大马中小企电子化、系统化经营还不算普遍，多数企业仍停留在传统模式。

“任何大转型都伴随着巨大成本，许多中小企都没办法承担，只能缓慢进行，否则会损及财务能力。”

大马厂商联合会（FMM）总会长丹斯里苏添来也对本报指出，中小企面对欧盟碳边境调整机制（CBAM）时的苦处。

“由于中小企缺乏意识、技术专长和资源，在减碳方面遇上巨大挑战，厂商联合会已收到许多会员的询问，要求获得更多讯息，通过欧盟与客户的要求。”

2000亿融资助转型

“CBAM带来的合规成本非常高，对中小企造成了沉重负担。”

苏添来补充，政府政策上的支持，对于中小企的持续经营至关重要。

当然，纵观整个减碳工程，政府并没有袖手旁观。

配合去年公布的“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NETR），政府已推出总值20亿令吉的能源转型基金；国内金融机构也会提供总值2000亿令吉融资，鼓励各行各业转型至低碳经济。

马银行（MAYBANK，1155，主板金融股）、兴业银行（RHBBANK，1066，主板金融股）、安联银行（ABMB，2488，主板金融股）、联昌国际（CIMB，1023，主板金融股）等金融机构皆已答应会积极发放绿色贷款。

尽管大马金融体系有提供充足的绿色金融商品，但对于融资，大部分中小企依然持保守态度。

林秉翰表示：“一般来说，中小企都不喜欢主动贷款，因不想负债和缴付利息。但减碳趋势已经来临，这是无可避免的，若你今天不想响应绿色融资，之后还是得借款。”

“我国金融体系已努力降低借款门槛、利息等，希望众企业管理层意识到问题严重性，思考借款方案。”

另一方面，苏添来表示，FMM已提议我国设立“国家ESG基金”，进一步提升SME的减碳能力。

重碳行业首当其冲

第二个维度，则是重碳与轻碳行业，前者面临的成本，无疑更加庞大。

据NETR报告书的资料，在2019年，涵盖制造与建筑活动在内的能源业，占我国总排碳量的59%，位居榜首；排名第二的交通与运输业占21%，两领域合计占据80%。

梁佳满说：“建材、油气、发电、运输都属于比较高碳排的领域，他们在减碳与管理方面，需投入的成本更高。”

“相比之下，碳排量相对稀少的轻工业或知识型产业，可能只需要安装一些太阳能电池板，或购买碳信用就可以中和碳排放量了，成本相对低。”

林秉翰看法相同，指能源、制造、运输等行业，日常运作与能源高度挂钩，且常年使用传统能源，因此转投再生能源的过程难免倍感吃力。

“以钢铁业为例，多数企业的熔炉电源以传统能源为主，若要减碳或转换能源，需要购买新、可衔接太阳能的熔炉，费用可能数以百万令吉计，成本不容小觑。”

政府3配套助企业减碳

尽管大马政府已努力推行减碳政策，但在专家看来，要成功与全面转型至低碳经济，仍有巨大的进步空间。

最大的忧虑，为政策是否全面与互补。所谓减碳政策，并非一味鼓励各行各业减少自身碳排放就好，政府还需采取三大配套措施，全国减碳工程才能软着陆。

1 提高再生能源供应

首先是再生能源供应。据能源数据网站“低碳能源”（LCP）的资料，2023年大马电力来源中，包括煤炭与天然气在内的化石燃料，依然占据接近80%。换句话说，传统能源依然位居主流，再生能源还不成气候。

黄锦荣表示，若要顺利减碳，提高再生能源比例与投资，是重要任务。

“我们总不能一边碳工商业电子化，一边依赖化石燃料供电。”

然而，再生能源供应能否追上需求，仍需打上一个问号。

据苏添来的说法，NETR的目标是到了2050年，太阳能可占大马总发电量的58%，奈何迄今只达到区区4%，换句话说，现实与目标的距离依然遥远。

值得注意的是，制定与推出NETR时，我国尚未迎来庞大的高科技外来直接投资（FDI），而这两年基于需求暴涨、地缘政治日趋紧张等因素，大马已迎来大量半导体、数据中心、电动车领域的外资，无一不是耗电产业。

此外，眼见电动车时代来临，大马政府也已设下目标，在2030年让电动车占整体车市的15%；到了2050年，比例则飙升至80%。

电力需求水涨船高之际，大马有否做好准备？

林秉翰说：“尽管这些投资对大马经济而言有莫大助益，但也伴随着更加耗电的副作用，让大马的能源转型工程，更加吃力。”

“举例来说，原本我们只需要两兆的太阳能，但如今我们需要3兆，应如何填补供应缺口？此外，应从哪里寻找资金？”

苏添来补充，若要落实能源转型，大马公私领域一共需要注入1兆8500亿令吉。

2 循序渐进落实碳税

第二个配套措施，是落实碳税。能源转型如火如荼开跑的当儿，“碳税”一词也浮上台面。

林秉翰主张征收碳税：“唯有落实碳税，国内企业和人民才会正视减碳问题，且政府和金融体系推出的优惠与贷款，才会获得更热烈的响应。”

话虽如此，制定碳税时，大马也不宜一步登天，需循序渐进。

林秉翰认为，我国可向新加坡取经。

他说：“在2019年，新加坡征收的碳税为每吨5新元，今年已增至25新元；2026年会上升至45新元；到了2028年，则进一步涨至50至80新元。”

“此外，新加坡甫推出碳税时，没有强制所有企业缴税，只面向大企业，但过程中不断透露清晰的讯息，就是有朝一日会面向所有企业。”

“如此一来，规模较小的企业有足够时间消化与做准备。大马若能借鉴新加坡做法，应有很大帮助。”

3 提升碳吸存能力

第三个配套措施，则是强化碳吸存能力。我国已设下目标，最迟在2050年达到净零碳排，所谓净零碳排，并非完全没有排碳，而是让碳吸存与排碳量相等，达到中和。

要达到目标，必须双管齐下。第一是加码投资碳捕捉、利用及储存（CCUS）项目，这一点，大马已开始行动。

今年11月，CCUS法案将提呈国会，预计在明年通过，这项法案旨在规范CCUS活动，并吸引更多投资者进驻。

第二则是维护森林，毕竟森林可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随后转化成生物赖以维生的清洁空气，是碳吸存的重要工具。然而，大马在一点的表现，却较为逊色。

全球森林观察（GFW）的数据显示，2002至2023年间，我国一共失去293万公顷或18%的润湿原始森林。

黄锦荣表示：“减碳过程中，森林保护很重要，我国却不断传出大量森林被砍伐的新闻。我国能否确保，未来不会因应经济发展，而持续砍伐森林，损及碳吸存能力？”

恐出现漂绿问题

减碳的齿轮启动之际，难免碰上漂绿（Greenwashing）问题。

所谓漂绿，意指企业透过传达虚假或误导性的讯息，让其服务或商品看似环保。

举例而言，企业在自身贩售的商品标注“可回收材料比此前高出100%”，但实际上可回收材料的成分，仅从1%增至2%。

此事件中，不能说企业进行欺诈，但确实已向消费者，传达所售卖为可回收商品的假象。

另一个较为常见的例子，为企业在商品中标注“可回收”，但未说明究竟是整件商品可回收，还是仅有局部可回收。若实际上商品的大部分不可回收，企业的标注也存在误导成分，可视为漂绿。

回到现实世界，漂绿事件亦屡见不鲜。近期较为轰动的，为英国气候政策研究中心InfluenceMap，在2022年9月揭露，英国石油、壳牌、雪佛龙、埃克森美孚、道达尔能源这五家石油巨头，尽管已做出大量有关环境永续的承诺，但关于减少化石燃料的声明，则少于25%。

此外，除了英国石油，其他四家未来都会增加石油与天然气产量，和ESG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有媒体在2022年爆料，尽管包括壳牌在内的多家石油巨头已承诺，会在2050年实现净零碳排，但未将化石燃料的碳排放量纳入考量，有漂绿之嫌。

恐操纵或错估数据

场景切换至大马，漂绿问题会否出现？在林秉翰看来，实在难避免。

“监管机构要求上市或大企业，在短时间内整合与呈报碳排放数据，仓促应对之下，难免会出现数据操控、数据偏见、错估等问题。”

他补充，企业不一定在刻意漂绿，但碍于时间过于急促，加上自身数据本就不完整，呈报的资料就有漏洞，形成漂绿。

虽说未必是刻意漂绿，但若漂绿的环节，恰好是客户较关注的部分，企业恐会信誉全无，最终落得股价、业绩双双插水的下场。“若事态严重，客户也可以发出诉讼。”

一般股民，能如何防范企业漂绿？林秉翰表示，若股民本身具备丰富的ESG或温室气体呈报知识，较容易识破企业的漂绿手段；若没有，则处境相对被动。

“多数股民都不具备相关知识，因此很容易对企业的永续报告书深信不疑。”

在林秉翰和梁佳满看来，未来对于企业数据的审计会愈发仔细与严格，这对投资者来说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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