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特朗普2.0痛苦大于收获/李兴裕

随着特朗普赢得今年11月美国总统选举的几率飙升,全球市场和投资者都在担心,特朗普再次掌权(以下简称特朗普2.0),对美国和全球经济意味着什么?

美国经济状况良好,经济增长率不错(2021至2023年均增长3.4%,预计2024年为2.7%,2025年为1.9%),6月份失业率为4.1%,接近历史低位,工资上涨,家庭净财富自疫情以来增加了约40兆美元。美联储更有信心通胀(6月份为3.3%)放缓至2%的目标,允许在短期内降息。

全球经济仍处于困境,国际货币基金(IMF)本月将全球经济今明两年的增长预估,分别维持在3.2%和3.3%,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活动和世界贸易的回暖,而亚洲强劲的科技出口则推动了这一波增长。

同时,鉴于全球通货紧缩步伐放缓,IMF认为降低通胀的路径将“坎坷”。贸易紧张局势升级和政策不确定性增加,通胀上行风险犹在,这增加了更长时间内持续升息的可能性。

地缘政治竞争和冲突,使全球经济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化,若不加以控制,将损害全球增长、经济和金融稳定。

谈及美国经济和通胀问题,特朗普表示,“当我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时,我将迅速重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体。”他重申了减税、遏制通胀和降低利率的承诺。

特朗普倾向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可能会伴随通胀路径的更多波动,从而提高进一步放宽利率的可能性。

特朗普团队正着眼于两项法案来开启他的第二任期:一项是边境安全和移民一揽子计划,另一项是延长2017年减税政策(将于2025年初到期)。

这两项法案分别是削减公司税率20%、削减个人所得税、100%商业费用化及遗产税扣除额增加一倍。

特朗普正考虑对中国商品征收60%或更高的进口关税,并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这不仅有助于增加税收,还能保护美国制造业公司。

34.9兆美元债务难以为继

虽然计划延长2017年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将有利于企业和消费者支出,但贸易关税将意味着消费品价格上涨,并推高企业成本。

大规模驱逐1500万至2000万非法移民,以及限制持签证移工的流入,再加上每天约有1万名婴儿潮一代退出劳动力市场,将给本已紧张的劳动力市场状况和工资带来压力。

在薪资压力抑制通胀持续的情况下,美联储降息周期或将延后开始,甚至可能进一步升息,其可能后果是美国经济陷入滞胀。

美国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3%)和34.9兆美元的债务难以为继。延长减税措施将在未来10年内,使预算赤字增加约4.6兆美元,导致债务问题加剧、长期利率上升和保护主义加剧。

特朗普一直强烈批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利率政策,并曾威胁要解雇鲍威尔。然而,特朗普在7月16日突然改变立场,表示如果他在11月获胜,他将允许鲍威尔完成任期。

尽管如此,我们相信美联储将在没有特朗普干预的情况下,保持其货币政策独立性。

中美贸易科技战加剧

在对中国的立场方面,在特朗普2.0政府的领导下,中美之间的贸易和科技紧张局势可能会加剧,如果特朗普加大贸易关税和壁垒,进而引发中国报复,则引发与中国全面贸易战的风险将会增加。

特朗普政府2018至2019年先后,对来自中国的钢铁、铝、洗衣机、太阳能电池板等商品加征多轮关税,影响贸易总额超过3800亿美元,相当于增税近800亿美元。

穆迪分析公司2019年9月的一项研究发现,贸易战已使美国经济损失近30万个工作岗位,约占实际GDP的0.3%。其他研究则认为,美国GDP损失约为0.7%。

在科技战方面,美国政府近年来对美国半导体和科技公司采取了更为保护的立场,以与中国竞争。据报道,美国正考虑对中国实施更严格的先进半导体科技出口限制。

特朗普最近表示,台湾作为芯片制造重镇,应向美国支付防务费用,并多次指责台湾“几乎100%”地占领了美国半导体产业,这加剧了投资者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担忧。这可能迫使芯片制造商在“台湾加一”战略下,将业务分散到台湾以外。

对我国有什么影响?

美国一直是大马主要贸易伙伴(第三大贸易伙伴,2023年占大马对外贸易总额9.5%,占大马出口总额11.3%,以及占大马进口总额7.3%)和主要投资伙伴(第三大外国投资者,2023年底占大马未实现外来直接投资(FDI)存量的10.9%;2023年,大马制造业领域批准的美国投资总额为181亿令吉,占批准FDI总额的14.1%)。

目前,大马是全球第六大半导体出口国,占据全球芯片封装、组装和测试服务市场的13%。大马在全球科技行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美国科技需求提供25%的半导体元件。

英特尔、英飞凌和亚马逊网络服务等巨头,正投资数十亿美元,扩大其于大马的尖端生产能力。

大马也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度太平洋经济繁荣框架(IPEF),展示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供应链、永续实践合作的承诺,并支持反贪污措施。

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将促成持续的贸易转移,让大马受益。在特朗普2018至2019年对中国征收贸易关税期间,大马对美国的进口在2018至2022期间每年增长7.7%。

在“中国+1”和“台湾+1”战略下,大马仍是重新配置采购和供应链的热点。

大马的国家半导体战略,将吸引至少5000亿令吉的投资,包括对集成电路(IC)设计、先进封装和制造设备的国内直接投资,以及对晶圆厂和制造设备的外来直接投资,这将激发希望开设新工厂或扩大现有制造活动的外国跨国公司的浓厚兴趣。

话虽如此,在贸易方面,特朗普承诺如果他再次当选总统,将对所有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以激励美国国内生产。对美国有巨大贸易顺差的东南亚国家,可能成为特朗普的目标。

顺差上扬或被征税

在中美贸易战之后,大马2017至2023年期间一直保持平均每年462亿令吉的贸易顺差,贸易顺差从2017年的234亿令吉扩大到2023年的723亿令吉。这些扩大的顺差,增加了特朗普考虑对大马产品征收进口关税的可能性。

在资本流动和令吉汇率方面,特朗普经济学的潜在通胀因素,将迫使美联储缓慢降息,或至少在一段更长时间内维持现有高利率水平。

抓住时机改革经济

这可能会在利差收窄的情况下,限制令吉兑美元汇率的升值,回流到包括大马在内新兴市场的资本仍将保持波动。

整体而言,大马须迅速采取行动,抓住时机,重点加强经济基本面,进行必要的结构性改革,维持有利的投资环境,加强工业和商业生态系统,以推动半导体、人工智能、数字化、数据中心、再生能源、航空航天、智能农业和粮食安全等高科技和清洁技术领域的外来直接投资和国内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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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亚洲沉浸在否认情绪中/Project Syndicate

在最近美国大选后的亚洲之行中我造访了香港、深圳、北京和新加坡,而看到的却只有否认。从全球股市飙升中得到了启发的亚洲人正想方设法去无视国内外的各类问题,希望它们能凭空消失。

这一点在中国尤为明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强调“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而在面临这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放缓之际,政府加大了对经济前景进行正面宣传的力度。股市情绪的改善成为了我与人交流时的首要话题——截至10月8日,沪深300指数较9月13日的低点上涨了35%。

然而这种(现已部分回落的)反弹完全是政府干预的结果。

股市信号也敢信?

当然股市一直背负着释放错误信号的骂名。这在熊市中尤其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曾打趣说股市“预测了(美国)过去五次衰退中的九次”。

日本股市臭名昭著的“死猫反弹”更是一个典型案例:在1989年12月至1998年9月期间,日经225指数在累计下跌66%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四次平均幅度达34%的反弹。

尽管如此,中国人依然将近期的股市上涨视为最新刺激计划即将引发强劲经济复苏的证据。

警告成为禁忌

这种与日本的对比触动了中国的敏感神经。我与一位中国高级监管官员的对话尤为令人沮丧。

他承认对房地产和股市剧烈下跌、不断累积的债务、初步显现的通缩迹象、生产率低迷和劳动力老龄化等问题感到担忧。但当我指出这些都是日本式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典型特征时,这位官员迅速否认了这种可能性。

我并未提及2016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上一位“中国权威人士”发出的警告:中国可能陷入类似日本的困境。我也没有提到温家宝总理2007年对中国经济“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精准描述。

不局限于中国

尽管多年来在中国反复提到过这些观点,但这次我选择保持沉默。或许我仍在为今年早些时候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被组织者禁止发言感到不快——他们只想听“中国好故事”。

然而这波亚洲否认潮里可不只有中国不愿承认自身问题的严重性。鉴于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并一再重申)要对来自世界其他地区和中国的进口商品分别征收高达20%和60%的关税,但令我尤为吃惊的是亚洲倾向于忽视这一承诺落实后可能带来的贸易冲击的负面后果。

亚洲对此的普遍看法是特朗普只是在虚张声势以争取尽早达成协议,毕竟他在2018-2019年的第一次对华关税战中就采取过类似手段,并在2020年最终签署了效果不佳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期待习特会

在当前的经济疲软状态下,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将比当时更加顺服。

亚洲各地都在热议可能在2025年初举办的特朗普与习近平峰会,认为这将为另一次美中协议铺平道路。

这让人回想起了2017年的情景。当时特朗普和习近平举行了两次盛大的峰会,在海湖庄园和北京举行了豪华晚宴。

被紫禁城的历史氛围所深深打动的特朗普充满温情地对习近平说:“我对你感到无比亲近。”

许多人预计他们将抓住一个高光时刻去再次迅速达成协议,或者至少启动可能达成协议的进程。

香港再次伟大?

亚洲的记忆显然相当短暂。当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北京举杯时,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正紧锣密鼓地准备一份关于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301条款报告——这份报告随后成为了特朗普2018-2019年关税议程的蓝本。

尽管场面热烈,紧随2017年峰会之后的却是一场至今仍在持续的贸易战——这与那些痴迷于交易的亚洲乐观主义者所设想的不太一样。

这种否认同样在香港展现得淋漓尽致。距我在《金融时报》发表备受争议的《我只能痛心地说香港已经完了》一文已过去了九个月。

在恒生指数出现类似于沪深300指数那种反弹的背景下我被屡次问及是否改变了看法。当我重申对二月文章中所提到的三大问题——香港与疲软的中国经济之间的紧密联系、中美冲突的夹击,以及2019年示威后日益灰暗的政治氛围的忧虑时,我那些彬彬有礼的东道主们翻了翻白眼。其中一人甚至送了我一顶印有“让香港再次伟大”字样的红色棒球帽。

我一直都采用一种类似心理学的框架来诊断美中对抗,认为其具有典型的相互依赖特征。

而我的心理学家朋友们则提醒了我在此次亚洲之行中所目睹的另一点:否认是人类最强大的防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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