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美元是所有人的问题/Project Syndicate

1971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对十国集团的同行们说过一句名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康纳利出人意表地坦承了一个事实:尽管美元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但它的首要目的是促进美国的利益。

这一点在今天依然适用。但近几十年来,美元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中的核心作用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带来的问题要多于给富裕国家带来的问题。

比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当前的紧缩周期——就像之前的其他紧缩周期一样——就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造成了过于巨大的影响,助长了大规模、无节制的资本外流。

这反过来又引发了货币动荡,加剧了宏观经济挑战,增加了偿债成本,导致用于公共投资的财政空间受限。

而美联储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央行之间近期的货币政策分歧则在加剧全球富裕国家的汇率波动。

美联储“加息换长期”政策立场的溢出效应,可能在最近出手干预外汇市场以阻止日元快速下滑的日本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今年6月,美国财政部将日本列入了可能存在不公平外汇交易行为“监控名单”。

虽然财政部没有将日本定为汇率操纵国(这可能导致美国对其最坚定的盟友之一实施制裁),但此举意义重大,尤其是因为它凸显了货币政策分歧的全球性风险以及在这方面进行国际协调的内在挑战。

日本干预外汇

日本之所以被列入监控名单是因为它符合财政部用来评估美国主要贸易伙伴政策的三项标准中的两项,即对美贸易顺差至少达到150亿美元,经常账户盈余超过GDP的3%。

第三个标准则是持续、单方面干预外汇市场,在12个月内净购买总额至少达到GDP的2%。财政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指出虽然日本尚未达到这一门槛,但它已经在积极干预外汇市场。

日本当局确实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来支撑日元,因为自2021年以来日元已经贬值了1/3并在今年4月跌至1美元兑 160多日元的34年来最低点。这主要是因为两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利率差:当美联储在2022年初大幅提高利率以对抗通胀时,日本央行却维持负利率政策以应对国内通货紧缩。

财政部在报告中强调它期望“在各个庞大且自由交易的外汇市场中,干预措施只会留到非常特殊的情况下才使用,而且还是在经过适当事先协商的情况下”。

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当局在4月和5月花费了创纪录的9.8兆日元(约合612亿美元)来扭转日元的跌势,超过了2022年为捍卫该货币所动用的总金额。

但尽管付出了如此巨大的努力,日元的跌势仍在继续,这说明了在高度一体化的全球金融体系中捍卫一个暴跌货币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日元套利交易

几个月来投资者越来越多地转向借入日元去投资海外高收益资产的套利交易。这种状况加上债券收益率上升给日元带来了下行压力。

此外,由于汇率风险增加,货币贬值致使出口商不愿将国外收入兑换成日元,从而进一步减少了需求,加剧了日元的疲软。

7月日本政府再次斥资360亿美元买入日元——这是日本政府今年的第三次干预。花旗集团估计日本拥有2000-3000亿美元的金融储备来实施此类行动,这可能导致需要出售美元、其他货币甚至政府债券来支撑日元并减轻经济损失。

不寻常措施

通常情况下货币当局会出手削弱本币以促进出口和提高竞争力。美国当年就是这样干的:1985年的《广场协议》导致日元对美元升值46%,削弱了日本的竞争力,促使日本汽车企业在美国建厂。

而日本货币当局最近采取的不寻常措施则反映了货币政策分歧对全球稳定和增长造成的高昂代价。

虽然日元疲软促进了入境旅游和对美出口,但也导致汇率过度波动,抑制了企业投资,提高了工业和进口商的成本。占日本经济一半以上的私人消费出现放缓,增加了滞胀风险。

因此。日本政府已将本财年(2025年3月结束)的经济增长预期从1.3%下调至0.9%左右。

一些迹象表明利差正在缩小而日元汇率则趋于稳定。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上升4%并在日本央行将基准利率上调至0.25%的第二天升至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日元的飙升是在美国6月通胀数据较为温和且7月劳动力市场较为疲软后发生的,因为随着美联储将从一味关注通胀目标转向价格稳定和最大就业的双重任务以应对经济增长面临的新威胁,这两项数据都可能导致该机构提前降息。

但是这些系统性重要央行之间的新一轮政策分化凸显了美元的巨大全球影响力。

当这些货币当局同步行动时人们很容易将美国货币视作一个只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的问题。

然而,日本最近的货币承压状况却直白地提醒了我们:美元对富裕经济体和贫穷经济体都是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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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和美元的命运/Project Syndicate

作者:马克·布莱斯(布朗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

随着特朗普政府对世界其他国家“疯狂”征收关税,许多评论家担心会出现“为疯狂之举洗白”的问题,也就是给那些毫无合理性的政策赋予令人信服的理由。

他们认为这种无知的做法分散了人们对正在我们眼前上演的骗局的注意力。特朗普家族进军加密货币领域的举动——其发行的meme币俨然一种公开的贿赂邀请——显然支持这种解读。

但这是唯一的结论,还是另有内情?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另一种解释。

早已放弃自由贸易

美国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方略早在2016年大选时就已经被放弃了——当时唐纳德·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期间都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特朗普随后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商品征收关税,而其中许多关税也在乔·拜登总统执政期间得以保留或延长。

作为拜登标志性政策之一的《通货膨胀削减法》试图促进美国绿色行业的再工业化,而这些行业除了受到特朗普关税保护外还将获得补贴。

特朗普最新出台的一轮关税也是为了推动再工业化——尽管是更为碳密集型的那种。因此自由贸易似乎已不再是两党的选择了。

美元是个大问题

两党都支持保护主义政策的原因在于,美元在推动结构性贸易失衡方面的全球角色。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早在1944年就认识到的那样,如果任其发展,所有国家都愿意成为净出口国而非净进口国。

如今欧盟、亚洲和海湾地区那些净出口国所赚取的美元都无法被本国经济吸收,因为这会提高国内工资和物价,削弱其竞争力。赚取的美元对当地银行来说是负债,而将其转化为资产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购买美国国债,这实际上是将现金交还给美国,使其能够继续购买出口商品。

工业不再是主角

因此,在过去40年间美国通过发行利率为2%的数字欠条,进口了它想要的几乎所有东西,而这些欠条也从未被要求偿还过,因为美国国债也是出口国所需要的储蓄载体。这意味着抛开其他因素不谈,美国是不存在经常账户约束的。

那美国为何要结束这种看似神奇的状态呢?正如马修·克莱因和迈克尔·佩蒂斯所指出的那样,无视经常账户约束实际上会带来一些长期成本。净出口国积累了巨额盈余,但代价是削弱了国内投资和当地工资,从而压抑了经济,而美国“受益”于无限制的廉价外国商品,但代价是掏空了自身的工业能力。

1975年时美国最大的三个雇主是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车和福特公司;2025年的最大雇主则是沃尔玛、亚马逊和家得宝。前一类企业生产贸易商品,而后一类公司基本上在国内销售进口商品。

鉴于这些长期影响,美国两党的领军人物都开始将美元的“嚣张特权”视为过份沉重的负担。两党都希望通过促进国内生产来“重新平衡”美国经济,这就需要出口国被迫进行调整以减少对美元的需求。

不便说出的真相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一点说出来呢?或许是因为与谈论贸易政策的细枝末节相比,声称“被其他国家割韭菜了”更能打动选民。

此外,虽然特朗普政府缺乏重新平衡全球秩序的全面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秩序的重新调整没有发生。

毕竟德国的出口引擎甚至在冠病疫情前就已经熄火了。它最近放松“债务刹车”(宪法规定的结构性赤字上限)并接纳投资的行为表明朝向国内消费的再平衡已经开始。

中国提早反应

特朗普推动的欧盟国防开支激增将为这一趋势增添更多动力,而欧元区更加由消费驱动的前景将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个可行的美元替代物。

至于中国,它似乎已经意识到,向世界其他国家大量出口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等绿色产品是存在局限性的。中国已经实现了美国市场以外的多元化,而这也增加了对更庞大国内消费的需求。

与此同时,其他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国家似乎热衷于在美国开店以保持市场准入。

世界再平衡

这样一个重新平衡的世界需要更少的美元。终结当前的体系无疑将带来巨大破坏,而美国再工业化的前景也可能被证明是虚幻的,但重点是要记住两党都认为这是必要的。

再平衡进程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启动,就算他下台,推动这一进程的力量也可能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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