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中国做好准备迎美国新总统/Project Syndicate

当世界其他地区都在权衡唐纳德·特朗普或贺锦丽在11月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的影响时,中国却同时面临着两位候选人的严峻挑战。

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似乎都不希望两大强国之间爆发公开冲突,因为这可能导致全球陷入噩梦般的混乱。

但无论是谁最终获胜,在中国政策制定者看来两国都将在贸易、科技和台湾问题上发生激烈争端。

中国正在采取一种举国措施来处理对美关系,以此为更大的动荡做准备,这意味着超越外交事务的范畴去与经济政策制定者、军方和科技领导者进行协调并调动全国资源。

这种策略借鉴了美国的遏制战略,因为近年来该国一直在奋力维持其科技优势,阻挠中国进入全球市场并在亚洲和其他地区构建联盟以应对“中国挑战”。而自感被围困的中国则在积极准备应对与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长期敌对状态。

经济模式转变

作为该进程的一部分,中国已经开始转变经济模式,不再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而是建设一个以创新为动力、能够应对长期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韧性经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希望通过加快国内创新来调整经济结构,帮助减少对房地产行业的过度依赖,而最近闭幕的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则为这一大规模改革开了绿灯。

专注科学科技

科学进步和科技实力是习近平的另一项关键战略目标。中国高度重视发展创新能力,并下定决心要在某些科技领域占据全球领先地位。但美国对中国科技企业和个人的针对性制裁阻碍了这些努力——也产生了一定预期效果。

贸易和投资历来被视为中美关系的稳定力量。但中国领导人对此的重视程度已大不如前,因为在商业竞争加剧以及中国从低端、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向高端、技术驱动型经济转型的情况下,双边联系所带来的实际收益已经大大减少。

相反中国在电动汽车和半导体制造方面的快速进步则加剧了它与美国的贸易紧张局势。

对台湾领导层加强威慑

但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的最敏感之处。尽管中国的官方政策措辞并未改变,但鉴于台湾新近选出了一个独派政府上台执政,中国战略家们普遍认为当前局势处于不稳定状态,可能导致中国对台湾领导层——乃至美国加强威慑。

由于美国也在强化针对中国的威慑措施,因此触发台湾海峡对抗的各项要素都已齐备。

为了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习近平应该与美国选民在11月选出的总统定期开展面对面对话。

中国的主要目标是确保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不会阻碍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是其执政合法性的基础。

因此中国政策制定者试图通过扩大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来尽可能减少中美关系破裂带来的损害,也借此为强化中国经济抗冲击能力和加快科技发展速度赢得时间。

关系恐难改善

鉴于特朗普和贺锦丽在拉票过程中竞相对中国发表最强硬言论,中国政策制定者也不会幻想磕磕绊绊的中美关系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奇迹般改善。

但我们不应过度悲观看待两国关系。中国对美国的政策一直且将继续——是平衡考虑的结果,既考虑国际事务的现状,也权衡本国需求。尽管习近平上台后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这一政策并未改变。

令人欣慰的是双方最近都表现出了要负责任地管理双边关系的明确态度。

虽然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但无论明年谁入主白宫,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灾难性后果,仍然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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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是全球不平等根源?/Project Syndicate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在国际上引起了轰动,重塑了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讨论,也让作者一举成名。皮凯蒂正确地指出实施收入再分配的政治动因几乎完全集中在国内问题上,但他的核心论点——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不平等日益加剧,在将越南贫困农民的境况与法国中产阶级相对舒适的生活进行比较时不攻自破了。

事实上,过去40年来亚洲和中东欧经济体在贸易推动下的崛起可能是人类历史上跨国差距缩减幅度最为巨大的一次。

尽管如此,除了嘴上呼吁两句,西方观察家甚少关注生活在全球南方的另外那85%人口。比尔·盖茨这样的慈善家将大量资源用于改善非洲人民生活,而大多数基金会和机构仍将重点放在减少本国内部的不平等上。尽管这两项事业都令人钦佩,但政治分析家们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参照全球标准,发达经济体几乎不存在贫困。

国际性不平等

当然,印度的农民对美国或欧洲的选举没有影响力,而近年这些选举的焦点也越来越转向国内。如今候选人不会因为承诺帮助非洲而获胜,更别提南亚或南美了。这种转变有助于解释皮凯蒂将不平等问题归结为国内问题的观点为何会在美国进步派人士中激起强烈反响,并间接地与前总统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产生共鸣。

但这种解释忽略了生活在易受气候影响的发展中国家的数亿人口。此外尽管殖民主义的影响经久不散,但欧洲那些福利国家或日本并不热衷于对向前殖民地支付赔偿。

可以肯定的是,加强发达国家的社会安全网——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方面,是理所应当的。不过从道德角度来看,此事是否比让全球7亿赤贫人口脱困更为紧迫则依然是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

值得称赞的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已采取重大措施援助发展中国家。但是它们的资源和政治责任都是有限的,而富裕国家则倾向于支持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和倡议。

融资方案

一个似乎已达成广泛共识的领域是气候行动。有鉴于此,我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创建一个可以通过提供技术援助和大规模气候融资(最好是通过赠款而非贷款)来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转型的世界碳银行。

正如我最近所言,考虑到改革全球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途径(禁止私人贷款人在发达国家法院起诉违约的主权债务人),赠款融资尤为重要。为了吸引私人融资,发展中国家必须自己建立可靠可信的法院以及其他体制。而在这一切得以实现之前依然需要弥补资金缺口。

减少全球贫困最终都需要扩大开放和减少贸易壁垒。全球经济已经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推动贸易限制的民粹主义政客的推波助澜下支离破碎,对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经济前景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地区的政治不稳定状况向较富裕国家蔓延的风险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而且已经反映在了这些国家日益激烈的移民辩论中。

发达经济体3选项

对此发达经济体有三个选项,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是只针对国内不平等问题的:

首先,它们可以加强应对移民压力的能力,打击那些企图破坏全球秩序稳定的政权;

其次,可以增加对低收入国家的支持,特别是那些有能力避免内战的国家;最后是派遣公民援助低收入国家。许多国家的政府已经在国内试行了一些项目,鼓励应届大学毕业生到较贫困社区支教一年或兴建房屋。

至少,派遣西方学生到发展中国家——哪怕是短期的——可以让那些养尊处优的校园活动家们了解世界上大部分人所面临的经济困境,亲眼目睹那些资本主义尚未扎根国家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

这样的经历可以让年轻人对各项全球挑战有更深刻的认识,也让他们对那些最终可能影响自身生活的危机有更清晰的理解。

这并不是说国内不平等不是一个严重问题,只是它并不是对永续发展和人类福祉的最大威胁。

而西方领导人面临的最紧迫任务则是找到能使各国接入全球市场并将其公民带入二十一世纪的政治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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