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改革振兴中国经济/Project Syndicate
在经济放缓时期，情况往往会在好转之前变得更糟，而这也在9月底推出了冠病疫情以来最大刺激方案的中国身上得到了印证。
政府政策的忽然出台，让许多人感到意外，但这类政策突然转向，对中国来说其实并不新鲜。
2021年对互联网行业的监管打击、2022年“冠病清零”政策的终结，以及2014年以来计划生育规则的变化都是类似的急转弯。
在最近出版的《高压线：中国是如何监管大型科技企业和治理经济的》一书中，我解读了中国政策制定的三个决定性特征：等级制、波动性和脆弱性。
中国自上而下制定强行制定政策（等级制）的中央集权决策架构，会催生各类突发而剧烈的政策转变；这些政策经常遵循周期性模式，在紧缩和宽松之间摇摆不定（波动性）。
同时即使出发点是好的，这些政策也常常会产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的意外后果，而等当局意识到时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方能扭转局面了（脆弱性）。
中国对日益紧迫的通缩威胁的缺乏应对，就完全符合这一模式。
尽管一年多来各种警示信号已经很明显，但出于一些（合情合理的）原因，政府一直不愿采取大胆措施来重启经济增长。
最值得注意的是，当局早已敏锐地意识到有必要摆脱经济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传统依赖，转向如高科技创新等更可持续的增长来源。
然而，中国仍在努力摆脱2008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积累的过度债务——这种趋势在几年前将中国推向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临界门槛。
此外，中国最高领导层担心消费驱动型增长，可能会让本国成为一个福利国家，而这在他们看来是浪费和低效的，不符合他们对中国作为自力更生的工业和技术强国的长期愿景。
通缩越久代价越高
因此，中国政府没有听从采取大胆刺激措施的呼吁，只是采取了一些温和措施来阻止经济下滑。
不出所料，这些措施对通缩威胁收效甚微。
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专注于维持财政纪律，同时继续投资于生产——即便这加速了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等行业的产能过剩，并因此加剧了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紧张局势。
现在，中国正面临着以通缩和停滞为特征的日本式“失去的十年”。
经济学家警告说，通缩持续的时间越长扭转这一状况的成本就越高。
突然180度转向
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似乎终于听进去了：政府突然180度转向，开始全面动员其货币和财政工具来拯救摇摇欲坠的经济。
这是正确的举措，因为目前中国需要的正是大力刺激经济。但此举并非毫无风险。
股市对刺激措施做出了热烈反应，创下了自2008年以来最好的单周表现。鉴于投资者预计政府将出台更多财政措施来支撑经济，投机行为也因此猖獗起来。
应恢复地方分权
现在人们担心突然注入经济中的资金，可能会造成股市泡沫，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埋下隐患。
如果这种风险成为现实，中国政策制定者就将再次面临一个打地鼠似的危机管理局面——这边刚刚扑灭一场危机，那边另一场危机又冒头了。
为了避免这种结果，中国必须采取措施去尽可能减少政策干预带来的意外后果，比如建立实时、准确的反馈机制，以便在泡沫形成和危机爆发之前进行中期修正。
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破除其基于自上而下法令的仓促、戏剧性政策转变习惯，回归过去那种行之有效的做法：基于分权式政策试验的渐进式改革。
这种实验是中国市场改革进程最初三十年的标志——当时经济实现了年复一年的两位数GDP增长。
通过赋予地方当局权力，利用本地知识和测试新想法，中央政府实现了了层出不穷的政策创新，但近年来它却越来越依赖不利于经济的自上而下决策。
权力重新下放
大胆的刺激措施，可能会为中国赢得时间，但无法带来持久的繁荣。为此，中国必须采用曾推动其崛起的分权治理方式。
这意味将权力重新下放，鼓励地方当局测试那些适合本地情况的解决方案的自下而上举措。
问题是，北京是否愿意在追求对经济长期掌控的过程中，放弃任何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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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关税和美元的命运/Project Syndicate
作者：马克·布莱斯（布朗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
随着特朗普政府对世界其他国家“疯狂”征收关税，许多评论家担心会出现“为疯狂之举洗白”的问题，也就是给那些毫无合理性的政策赋予令人信服的理由。
他们认为这种无知的做法分散了人们对正在我们眼前上演的骗局的注意力。特朗普家族进军加密货币领域的举动——其发行的meme币俨然一种公开的贿赂邀请——显然支持这种解读。
但这是唯一的结论，还是另有内情？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另一种解释。
早已放弃自由贸易
美国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方略早在2016年大选时就已经被放弃了——当时唐纳德·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期间都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特朗普随后对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商品征收关税，而其中许多关税也在乔·拜登总统执政期间得以保留或延长。
作为拜登标志性政策之一的《通货膨胀削减法》试图促进美国绿色行业的再工业化，而这些行业除了受到特朗普关税保护外还将获得补贴。
特朗普最新出台的一轮关税也是为了推动再工业化——尽管是更为碳密集型的那种。因此自由贸易似乎已不再是两党的选择了。
美元是个大问题
两党都支持保护主义政策的原因在于，美元在推动结构性贸易失衡方面的全球角色。正如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早在1944年就认识到的那样，如果任其发展，所有国家都愿意成为净出口国而非净进口国。
如今欧盟、亚洲和海湾地区那些净出口国所赚取的美元都无法被本国经济吸收，因为这会提高国内工资和物价，削弱其竞争力。赚取的美元对当地银行来说是负债，而将其转化为资产的最简单方法就是购买美国国债，这实际上是将现金交还给美国，使其能够继续购买出口商品。
工业不再是主角
因此，在过去40年间美国通过发行利率为2%的数字欠条，进口了它想要的几乎所有东西，而这些欠条也从未被要求偿还过，因为美国国债也是出口国所需要的储蓄载体。这意味着抛开其他因素不谈，美国是不存在经常账户约束的。
那美国为何要结束这种看似神奇的状态呢？正如马修·克莱因和迈克尔·佩蒂斯所指出的那样，无视经常账户约束实际上会带来一些长期成本。净出口国积累了巨额盈余，但代价是削弱了国内投资和当地工资，从而压抑了经济，而美国“受益”于无限制的廉价外国商品，但代价是掏空了自身的工业能力。
1975年时美国最大的三个雇主是埃克森公司、通用汽车和福特公司；2025年的最大雇主则是沃尔玛、亚马逊和家得宝。前一类企业生产贸易商品，而后一类公司基本上在国内销售进口商品。
鉴于这些长期影响，美国两党的领军人物都开始将美元的“嚣张特权”视为过份沉重的负担。两党都希望通过促进国内生产来“重新平衡”美国经济，这就需要出口国被迫进行调整以减少对美元的需求。
特朗普
不便说出的真相
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把这一点说出来呢？或许是因为与谈论贸易政策的细枝末节相比，声称“被其他国家割韭菜了”更能打动选民。
此外，虽然特朗普政府缺乏重新平衡全球秩序的全面方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秩序的重新调整没有发生。
毕竟德国的出口引擎甚至在冠病疫情前就已经熄火了。它最近放松“债务刹车”（宪法规定的结构性赤字上限）并接纳投资的行为表明朝向国内消费的再平衡已经开始。
中国提早反应
特朗普推动的欧盟国防开支激增将为这一趋势增添更多动力，而欧元区更加由消费驱动的前景将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一个可行的美元替代物。
至于中国，它似乎已经意识到，向世界其他国家大量出口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等绿色产品是存在局限性的。中国已经实现了美国市场以外的多元化，而这也增加了对更庞大国内消费的需求。
与此同时，其他以出口为导向的亚洲国家似乎热衷于在美国开店以保持市场准入。
世界再平衡
这样一个重新平衡的世界需要更少的美元。终结当前的体系无疑将带来巨大破坏，而美国再工业化的前景也可能被证明是虚幻的，但重点是要记住两党都认为这是必要的。
再平衡进程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就已启动，就算他下台，推动这一进程的力量也可能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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