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有损国家利益之事 纳吉:别叫我“SRC之父”
纳吉（中）今日供证时，否认是他建议成立SRC国际公司。
（吉隆坡21日讯）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强调，他绝对不是“SRC国际公司之父”。
他说，成立SRC并非其意愿，他也不是提出成立SRC的人。
“请不要把我称为SRC之父。”
SRC公司向纳吉和SRC前总执行长聂法依沙提出的民事诉讼今日续审，身为答辩方证人的纳吉今日供证时说，作为在宪法下宣誓就职的首相，他在任期间绝不会做出任何有损SRC国际公司或国家利益的事情。
在被财长机构全权拥有之前，SRC是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1MDB）的子公司。SRC的代表律师此前在陈词时提及，纳吉通过操纵SRC，从公务员退休基金局获得高达40亿令吉贷款。
纳吉在接受SRC前非执行董事拿督苏博雅欣的代表律师拿督古迪雅欣的盘问时，同意后者所指，即SRC从一开始就背负巨债，因为从公务员退积金局贷款。
古迪雅欣询问纳吉，是否曾问过SRC董事，SRC是否需要贷款及需要多少数额？
纳吉表示，他当时是指望聂法依沙会和董事局就SRC申请贷款以及投资事项展开讨论。
他供称，在SRC的事务上，他是相信SRC管理层（聂法依沙）的，因为他本身无法对公司进行微观管理。
古迪雅欣于是纠正纳吉：“你（纳吉）当然不能对SRC进行微观管理，我说的并非你是否指望管理层或董事局，而是你是否曾询问董事会有关SRC申请贷款一事。
“你（纳吉）是否知道SRC如何使用贷款，如何用在有利于SRC的事情上？”
纳吉回应道，他本身是指望董事局和管理层履行职责。
“我的意思是，我必须信任别人，（否则）政府要如何运作？”
古迪雅欣指出，纳吉在此诉讼中，并没具体说明董事局做了什么事导致SRC蒙受损失。
纳吉供称，在技术层面上，董事局遵循了SRC的战略方向，但在“如何”实现方向方面，则违背了公司的最佳利益。
“当董事局实现某些国家目标时，他们仍然必须遵守法律和公司章程。”
SRC前董事丹斯里依斯密此前供称，SRC获得公务员退休基金局两笔贷款后，并未完成任何投资。
对此，纳吉今日进一步供称，董事们若不同意SRC的方向或运作方式，可以选择离职，无需完全跟随公司的决定。
“董事们也可与我进行会议，进一步讨论以及做出决策。”
在这项民事诉讼中，SRC国际公司指纳吉为自己谋取至少1亿2000万美元的财富，并在此过程中给SRC国际公司乃至人民造成至少11亿8000万美元的损害和损失，且损失正在持续累积。
轻视实干者的后果/章龙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前及之后，网络世界冒出许多“历史回顾”。最吸引人的是，当时在野、现在在朝且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在社交媒体发布带有“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出卖国家给中国”等讯息的贴文。
纳吉当时因与中国建立密切关系而遭这些政治人物嘲讽与抨击。
时过境迁，对这些“历史回顾”，有人轻描淡写地说，那是政治。意思似乎是：为了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即使如此，这并不意味着多数人会接受这样的托辞。凡走过的，必留下痕迹。
搞政治，需要有一定的高度，尤其是在涉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课题上。综合这些当初在野、后来在朝的政治人物的谈话内容，他们之所以无上限地抨击纳吉，是因为他们没想到真的能从国阵手中赢得政权，对自己的言行也就不设下限。
他们操弄我国与中国关系的课题，主要目的是借此挑拨马来社会反纳吉及他领导的国阵。
吊诡的是，与中国有着剪不断“情意结”的大多数马来西亚华人，却是“义无反顾”反纳吉的族群，而非马来族群。这意味着，希望联盟打出“反中牌”在马来社会中其实是事倍功半。
那纳吉当时是否误读了华人？根据当时的民意，华人整体是较为“亲华”的。
但他们可能认为，与中国建立密切关系是理所当然的，无论谁当首相都不会影响这关系，因此可以毫无顾忌地反纳吉。或者说，是以“告别腐败”为由反纳吉、反国阵。
从这点看，当时的华人在政治上可说是“画地为牢”，被国内政治宣传误导，没有从马来西亚在国际关系中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地缘政治的角度，作为选政府的关键考量。
华人偏好善于演说的领袖
更别说重视首相的国际领导才能了。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纳吉被“当草”，说明华人偏好强硬或善于演说的领袖，而非实干有为的国家领袖。
你看，纳吉任内与中国合作无间。当时被抨击得体无完肤的计划，如东海岸衔接铁路（东铁）、马中关丹产业园、宝腾—吉利合作、TRX等，希望联盟执政后却脸皮厚厚地“继承”了下来。没有高度的政治，是蛮可悲的。
所以，民主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赠送刻有“东风浩荡，实干兴邦”的锡蜡盘龙雕给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是锦上添花。要是陆兆福把“实干兴邦”送给他的老板，那才是雪中送炭，也可与其老板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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