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需更紧缩货币政策/Project Syndicate
作者：浜田宏一（耶鲁大学经济学荣誉教授，曾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别顾问）
我上个月——也是自新冠疫情以来头一次——回日本时被物价的巨大上涨幅度吓了一跳。2020年2月时在东京市中心吃一顿简单的午餐大约需要1000日元（约28.8令吉），而如今餐费已经涨到了2000日元（约57.6令吉）。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与美国的经历类似：即使通胀率有所缓和，但物价仍远高于疫情前水平。不同之处则在于日本还经历了对外国游客有利的货币大幅贬值：这2000日元如今只相当于13美元。
我到访时恰逢石破茂在自民党内部突出重围以微弱优势当选日本新首相。但我对他是否会推行日本所需的经济政策持保留态度。
我在21世纪初担任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所长时，曾与石破茂私下交流过。当时我指出日本银行过于严厉的货币政策正在伤害本国工业。
时任日本国会众议员的石破茂则回应说由于货币政策是门技术活且非常复杂，因此政府仍将继续听取日本银行专家的看法和建议。
这种尊重是有道理的。日本央行、财务省和其他机构拥有大量人才，并且对过去那些货币、财政及其他政策如何以及为何发挥作用有着深刻认识，因此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听取他们的意见。
问题是这些政府技术官僚往往倾向于采用他们熟悉的政策手段——即便这些手段实际上并非经济所需。
1990年后的日本货币政策恰恰反映了这种倾向。该国在二战后的经济繁荣部分得益于日元贬值。但日本与其他几个五国集团成员国在1985年签署了《广场协议》，同意让美元相对日元、法郎、英镑和马克贬值。该国的经济奇迹就此戛然而止。
然而，在随后三十年间历任日本央行行长仍想方设法维持强势日元，即便这会导致通货紧缩也在所不惜。其中速水优在成为日本央行行长之前曾对我表示，战后日元被低估的状况让作为央行从业者的他“痛苦不堪”。
专家偏见导致“失去十年”
换言之，政治家们承诺听取那些有着明确央行偏见的日本央行专家的意见，却因此直接导致了日本在1990年后的“失去的十年”，也就是通货紧缩和增长停滞。
这种情况在2012年安倍晋三任首相后发生了改变。出于对经济学的深刻理解，安倍知道不能盲目听从央行官员。同时他又认识到安排合适人选执掌日本央行的重要性，于是选择了致力于推行日本急需之货币扩张政策的黑田东彦。
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不会直接影响其货币汇率，重要的其实是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对货币供应量。2012年的日本处于低利率时代，日本央行为防止日元过度升值——这将扼杀日本工业——而不得不保持较低甚至负利率水平。
借助史无前例的货币宽松政策，黑田东彦从2013年开始设法确保贸易商品的生产成本保持在足以保持日本出口竞争力的水平，从而极大提振了经济。
但自那时以后全球货币政策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新冠疫情后的通胀激增促使各主要央行从2022年开始大幅加息。虽然各地利率已然下降，但仍相对较高——美联储备的政策利率就接近5%。
日本与其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利率差，促使日本投资者将储蓄转移到利息更高的外币上，从而导致日元贬值。
日本东京涩谷街头。
汇率过低并非好事
日元过于坚挺无疑会对日本经济造成损害，这也是我为何经常倡导采取更具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原因。但汇率过低也并非总是好事。
目前1美元兑换152日元左右的汇率明显过低。日元贬值已经导致某些行业（如建筑业）劳动力短缺，引发旅游业过度膨胀并提升了日本学生的出国留学成本，此外还增加了出现危险性通胀的风险。
在这种背景下1美元兑换120日元左右会更好。为此日本央行应立即出台一项常规短期利率政策，而如果事实证明这种政策过于严苛那就回归更宽松的政策安排。
幸运的是，虽然我确实担心石破茂会过分重视央行行长的意见，但他目前似乎倾向于采取日本需要的紧缩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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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赢不了关税战/黄锦荣
从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关税表，至4月11日晚间扩大对等关税豁免项目，美国贸易政策可说是经历了百年来最混乱的两周。
之所以混乱，因为关税决定显然是完全取决于特朗普所谓的直觉，政策仅是随后匆忙补上来合理化他的决定，事前没有经过国会辩论、两党协商，没有咨询利益相关者，更别说考虑到后果。
否则，不会出现如此荒谬的对等关税率，政策也不会没考虑美债及美元的反应，也不会执行后方才考虑到豁免项目。
即便是近来常被相提并论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Hawley Tariff Act 1930），也耗时近乎两年，经历过无数次协商，才完成从共和党的俄勒冈州议员霍利在众议院正式提案到时任美国总统胡佛签署生效的过程。
操作粗暴目的跑偏
此次关税的目的众多，但有两点似乎是普遍共识，那就是重振美国制造业及围堵中国崛起。但特朗普恐怕赢不了关税战，不是因为国力问题，而是关税博弈的操作太粗暴，真实目的也跑偏了。
关税的原则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进口征税，改变外国及本地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需求就会转向较为便宜的本地货，为本地供给创造条件，以美国20兆美元（约88.6兆令吉）的消费市场，难道还养活不了本土制造业。
问题是，特朗普要保护哪一个工业呢？给钢铝进口加征关税是在保护钢铝业，但是钢铝不是消费品而是其他工业的原材料，无论是继续采用进口钢铝，还是转向价格也跟着升高的本土钢铝，其他工业肯定失去成本优势，失去市场竞争力。
按美国的就业比例，每50位制造业工人，才有1人在钢铝厂就业，所以，保1人伤50人的关税战，那岂能重振美国制造业？
另外，从产品创新研究、设计、应用软件、原材料、零部件、组装到测试，消费品生产制造是一连串的活动，从来就不是单一事件。
失去价格竞争力
由于一连串的活动，需要不同的资源投入，而不同国家因为要素禀赋有别，所以要素价格也就不同，公司才会拆开这一连串活动，按照各国要素价格差异部署供应链，各自进行生产力最优的活动，并形成今日各国紧密联系的多赢局面。
即便如此，也从来没有人会以为从中国或越南出口的苹果手机不是美国产品。
但通过关税强迫供应链末端的组装工厂回流美国，生产美国制造的手机、家具、家电，不仅成本激增，让美国产品失去价格竞争力。产品价格飙涨减少老百姓实际收入，导致消费能力受损，进而冲击对服务的需求。
长远来看，伤害最大的莫过于把就业从生产力最优的高端制造业环节及服务业，强行挪移到生产力偏低的活动，这必然伤害美国整体生产力，那岂能让美国经济强大？纠众围堵自己
胡佛在1929年回应霍利在众议院的提案时，如是说：“关税与否，还视乎于相关产业是否出现明显萎缩，导致就业下降……而且绝不能不考量国家整体的利益，包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要是为了进口替代产业少数的就业机会而牺牲出口产业大量的就业，关税就非常不明智了。”
特朗普此番对等关税不明智之处，不仅在于毫无经济效益可言，也因为剑指全球，非中国而已，而变成纠众围堵自己，不是中国。
要知道的是，无论是2018/29年的关税，还是后任美国总统拜登的科技战，都是两党共识，不涉及国内政治斗争，对外也与欧盟及亚太友国连成一线，诉求对象是全球自由民主体制。
如今的关税战，却更像是国内政治斗争的衍生，把自由贸易视为左派觉醒文化的象征，必须如同对待美国境内联邦机构及大学那般重拳敲击，后者以减少财政赤字、降低国债为名，前者则以减少贸易赤字及重振制造业为理由，但诉求对象都一样，那就是“MAGA”支持者。
换句话说，关税成了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手段。若真如此，唯有美国经济面对衰退及高投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大败，关税博弈才会进入最后的残局，任何谈判都是枉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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