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程实力非同凡响。从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和环境友好城市，再到航天系统和高速列车，该国在先进物质资本方面的惊人积累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

然而，这些供给侧的实体工程成就却并未转化为需求侧的社会工程努力，尤其是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

这种脱节状况源自于强调稳定和控制的现代中国政治体系。虽然对这些方面的关注使中国得以成为世界的“终极生产者”，但却未能成功揭示中国消费者的DNA。

政府强制指令下的社会工程，与塑造了西方人类行为和消费模式的激励式、放任自流和个体主义精神形成了鲜明对比。

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仍然低于40%，而发达经济体的这一数字约为65%，中国那些关于消费者主导型再平衡的言论一直以来都鲜有实效。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The Affluent Society）中记录了美国消费社会的基因。其主要特征包括收入和财富的向上流动、开放沟通和信息的传播、个人主义和选择自由、生活方式的不平等减少、代际财富转移以及最终选举政治代表的能力。

西方消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渴望提升自身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的主张。

技术极权主义兴起

这就引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与现代消费文化格格不入？

面对中国新出现的技术极权主义，这个问题似乎更加切中要害，因为它似乎与消费主义所依赖的基本自由相矛盾。

新近出现的技术进步（尤其是面部识别和其他形式的监控），再加上社会信用体系和严格的审查制度，与我们在西方所熟知的消费社会完全是两个样。

归根结底，动用国家机器对生产者施加影响，这可以追溯到该国生产者受到国家计划委员会严格管控的早期岁月，远比赋予消费者基本自由要容易得多。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钟摆从曾经充满活力和企业家精神的私营部门转向国有企业，这种情况再次成为了现实。

中国政府过去十年间对本国社会的日益严控，与刺激消费的目标背道而驰。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上台后不久，便发起了一场旨在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种“坏习惯”的“群众路线”教育运动——在他看来，这些习惯正是导致中国社会堕落和中国共产党腐败的关键原因。

这项工作最初被视为习近平标志性反腐运动的分支，但后来却逐渐独立了出来。

2021年习近平又加大了打击不良习惯的力度，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打击，不仅针对阿里巴巴的马云等中国企业家，还针对与电子游戏、网络音乐、粉丝文化和私人辅导相关的所谓过度生活方式。

无法容忍西方消费主义

这种由国家主导的社会工程表明，中国当局几乎无法容忍西方消费社会DNA中所蕴含的可能性和乐观主义观念。

这种宏图大志与监管思维不匹配的另一个例子，则是中国为解决劳动力萎缩背后人口问题的反复尝试——由于现已废除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该国劳动力数量将在本世纪末之前下降。

中国政府最近宣布了多项提高出生率措施，包括改善生育支持、扩大托儿能力以及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其他努力。但这只是2015年实施二胎政策和2021年放开三胎政策后一系列行动中的最新举措而已。

生育率仍低

尽管出台了这些举措，但中国的生育率仍远低于每名育龄妇女2.1个活产婴儿的更替率。民意调查数据指向了有两个原因：对育儿费用急剧上升的担忧，和根深蒂固的小家庭文化规范。

后一点凸显这个问题的行为学方面——即年轻一代中国人已经习惯了一胎化家庭。人们对政府试图强制推行计划生育的抵制，与对政府推动增加消费者需求的抵制并无二致。

将恐惧转化为信心

释放中国消费潜力的关键，在于将恐惧转化为信心，实现这一转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塑造家庭决策的思维方式。

而这正是政府遇到阻碍的地方：激励人类行为与要求国有银行增加基础设施项目贷款或国有企业投资房地产可完全不一样。

虽说我是在用西方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问题，而经验也告诉我此类问题需要从中国的角度来审视。

但即便如此，对消费的促进还是关乎人类体验的本质：究竟是否存在一个与作为西方社会底色的向上精神相悖的、欣欣向荣的中国特色消费文化？

中国长期存在的消费不足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可能取决于这些对人类行为的深入思考。

最近召开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暗示政府即将出台另一项大规模消费刺激政策。

但如果中国当局还是一门心思加强对社会规范和人类精神的控制，那么从家电以旧换新到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所有的刺激努力都可能付之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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