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芯片指令冲击 大马如何破局?/李荣昌
近期，美国总统拜登在任期结束前夕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限制部分国家使用美国技术制造的芯片。
该命令将各国和地区划分为三个类别：
第一类别为完全获得芯片存取权限的国家，包括美国的主要盟友，如澳洲、日本、台湾以及欧盟成员国；
第二类别包括存取权限受到严格限制的国家，马来西亚被列入此列。除此之外，其他中东及东南亚国家也遭遇相同限制；
第三类别为被美国视为敌对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缅甸和伊朗，这些国家被全面禁止进口用于数据中心的芯片。
这一命令可谓在全球市场掀起波澜，尤其对马来西亚新兴的数据中心建设热潮投下巨大阴影。
市场不禁疑问，这项指令是否会让马来西亚的相关发展戛然而止？更为关键的是，拜登的这一最新指令将对我国经济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大马是否具备有效的应对策略以减轻潜在冲击？
首先，让我们深入了解这项指令中关于芯片限制的具体内容。根据兴业投资银行的报告，美国进一步加强对人工智能（AI）芯片出口的限制，旨在遏制这些芯片在全球数据中心（DC）中的广泛使用，限制对象包括特定国家和企业。
根据新规定，总部位于美国的公司可以申请通用许可证，将芯片出口至大部分国家的数据中心，但需满足以下条件：
1. 计算能力限制：出口的芯片总计算能力中，不超过四分之一可位于第一类国家以外的地区；
2. 第二类国家比例限制：在任何单一第二类国家中的比例不得超过7%。
大多数国家（包括马来西亚）都被列为第二类限制地区。根据规定，从2025年至2027年，出口至单一国家的数据中心的计算能力上限相当于约5万块图形处理单元（GPU）。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来西亚的大多数新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均由美国企业所有。
勿忽视长期影响
此外，目前已投入营运、正在建设或已承诺的1.4吉瓦（GW）容量（并非全部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远低于当前美国单一市场（不包括其他第一类国家）的20.4吉瓦数据中心总规模的7%门槛。而新增的2.8吉瓦容量仍处于早期阶段。
因此，根据报告，这项限制短期内对马来西亚的数据中心和科技行业发展不会产生直接影响。然而，长期影响不容忽视。7%的门槛可能限制更多美国企业数据中心以及非美国数据中心在马来西亚的进一步扩张。
同时，该指令也将对第三类国家（如中国）获取美国高端芯片的能力产生重大影响，从而间接影响中国企业在马来西亚数据中心领域的投资与发展。
为应对芯片限制指令的影响，有部分人士认为，这或许是马来西亚高科技产业发展的契机。借此机会，马来西亚可以尝试发展半导体产业的上游环节，甚至推动国产芯片的研发，从而摆脱对美国芯片的依赖。
首先，芯片的生产通常分为三个主要阶段：芯片设计、芯片制造，以及封装与测试。目前，马来西亚的半导体产业主要集中在封装与测试这一产业链的后端环节。
若要如经济部长拉菲兹所言，推动我国半导体供应链向上游延伸，并非易事。
这是因为发展自主的人工智能芯片与技术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资金，而以目前马来西亚政府的财政状况，难以支撑这样规模的计划。
同样，依靠私营企业推动也存在较大挑战。研发芯片是高成本、高风险的工作，即便是像中国、日本这样的大国，尽管投入了巨额资金推动芯片产业发展，依然面临重重困难。
更重要的是，我国是否具备足够的专才与先进设备支持这一行业的长期发展仍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尽管这一指令为马来西亚半导体产业的升级提供了某种契机，但在现实条件下，如何实现产业链的突破仍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那么，我国应采取哪些应对措施呢？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美国此政策主要针对第三类别国家，即被美国视为敌对的国家。
不结盟保持中立
对于第二类国家，如果同意遵守美国设定的安全与人权要求，可被授予“验证终端用户”（Verified End User）身份，从而获得更广泛的芯片访问权限。只要马来西亚在国际政治上拿捏得当，这方面的风险应可控。
因此，短期应对措施应聚焦于以下几点：政府需加强对高端芯片科技出口的管控，确保符合美国的规定，同时在处理国际政治事务时采取温和且审慎的态度，避免引发不必要的矛盾或风险。
长期来看，马来西亚应以不结盟和中立国的立场为基础，避免偏向任何一方，从而减少被视为不友善国家的可能性。毕竟，中国和美国分别是马来西亚的第二大和第三大贸易伙伴，维持与两国的友好关系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至于提升本地半导体产业、实现自制高端芯片的目标，尽管这是一个令人向往的愿景，但以目前马来西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基础来看，短期内很难实现。
提升教育水平
研发芯片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专业人才储备和先进设备，这些都远超我国现阶段的能力范围。从长远来看，马来西亚需要着眼于全面改革——提升教育水平，推动经济转型，改善政治体系。
这些基础性的改进是推动科技创新、实现自制芯片梦想的关键所在。唯有通过长期努力，逐步增强国家的综合竞争力，才能真正为本地高科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访马特辑】深度合作伙伴关系 善用中国投资推动发展
孔令龙（本报档案照）
报道：张燕苹
经济学者与业界认为，我国必须要多元发展，并善用中国经济体量及该国供应链的重组来推动自身发展，通过吸引外资，特别是中国投资，我国可以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尤其是在中低端制造业的转移过程中，从而加速产业升级。
柔新特区打造东盟深圳
孔令龙：吸引高端投资者
中总总财政拿督孔令龙受《南洋商报》访问时表示，马来西亚拥有自主研发的产品与技术，是全球领先的半导体输出国之一，同时具备完善的产业生态体系，因此我国与中国的关系更趋于深度合作伙伴。
他认为，基于这样的伙伴关系，我国是“中国+1”的重要基地，而非“中转站”；我国不只能成为“中国+1”，还可以在东盟、中国、韩国，甚至是中东国家的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
“这不但是一个标识，更是我们现实的经济定位和合作机会。”
虽然越南和柬埔寨是中国的转口地，我国不会陷入这种困境。
“我们有自己的优势，且拥有完善的原产地证体系，例如中总就是一个原产地证书签发机构。”
他强调，马来西亚不可能如其他国家，让外资直接在本地完成从A到Z的生产，在这里有相当不错的卫星工厂和卫星企业来支持部分产品，而不至于整个产品是从中国搬到这里生产。
继续推广自主研发
其次，马新两国建立经济特区，目标是成为中国深圳的“东盟深圳”。这是一个契机，政府应加快步伐，吸引更多有潜力和高端的投资者来到这里。
“我们的特区优势在于政策稳定性和吸引高端人才的能力，这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关税问题。”
孔令龙针对特朗普新关税政策发表谈话。
他认为，我国也要继续强调本地企业的自主研发，同时推动市场转型，而不能再过度依赖美国，尤其是在关税问题的教训下，必须做出调整。
“幸运的是，今年马来西亚是轮值主席国，这为我们提供了便利。同时，我们与中东国家的双边会议也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也应进一步巩固和拓展。”
在特朗普新关税政策下，孔令龙认为，我国业者不需要过于悲观，因为美国关税的调整也让我国在东盟地区扮演越来越关键的角色。
“除了菲律宾和新加坡，我国目前是第三低的国家。尽管面临挑战，但我们不必过于悲观，相对来说我们表现不错，至少比越南、柬埔寨和泰国要好。”
“这是很好的机会，我们应加速推进并落实我们的蓝图，如新工业大蓝图（NIMP）和其他计划，加快步伐实现这些目标，并推动更广泛的变革。”
林福炎
林福炎：马中企业合作
跳出中等收入陷阱契机
马来西亚北方大学经济系教授林福炎说，我国需要中国的投资，这肯定无法避免，至于作为中转站，实际上也是事实。
他说，很多中国公司来我国投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避免美国的高关税。现在，我国仍然可以作为中转站，因为我国的成本较低，实际上也并非一次性的。
“中国在供应链的高端发展上非常强，但低端部分可能会逐步移出。这是因为他们更擅长高端制造，而低端产业则利润较低，逐渐转移到其他地区，这种产业转移在历史上并不新鲜。”
他说，政府应积极鼓励本地企业与中国商家合作，借此带动国内经济，并提升产业层次。
“灰色地带”寻找突破点
林福炎也强调，这也是我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契机。正如新加坡正逐步移出低端制造业，转向高附加值产业，我国也应在产业重组的“灰色地带”中寻找突破点，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而不是成为局势的受害者。
为把握这个机会，他建议政府建立清晰的监管框架。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半导体相关企业开始在这里设厂、封装和测试，这代表一个真实的增长点。”
他说，中国市场虽大，但无法独占整个全球供应链，部分产业的外移是必然趋势。马来西亚应聚焦于自身擅长领域，并通过与外国企业合作，打开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他强调，本地中小企业应被鼓励参与国际合作，通过外资与技术合作提升竞争力、拓展全球视野。
“当前的全球转型，是一场需要勇气与策略的竞赛。”
保持中立不受美压力
林福炎指出，如果美国尝试迫使大马选边站，我国也可以拒绝。幸运的是，中国从未要求其他国家在这场争斗中选边站，这是也一个优势。
“我们应保持中立地位，同时利用这一地位与美国谈判。这是我们的优势：如果美国不愿意减少关税，我们就可以倾向与中国合作，当然，我们不想在中立的立场上受到美国的压力。”
林福炎说，我国不能单独推动整个全球供应链，但可以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例如，可以与中国、台湾等国家展开合作，形成一个共同的经济体，而不是依赖美国。
“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极端措施，我们可以选择不回应，像当年其他国家一样，逐渐排除美国的影响。几年后，美国可能会意识到这一策略无法实现目标，从而放弃对我国的压力。”
“即使如此，美国在拥抱自由贸易的同时，也会采取一定的保护主义措施。
展现“灰度外交”智慧
温斯钦：一体化区域合作
国际战略研究学院主席温斯钦认为我国应该通过“灰度外交”的智慧，加深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推动区域一体化，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同时，应该通过加强双边投资协议和发展高科技、绿色制造等产业，塑造新的国家形象，提升全球竞争力。
“我国可以推行“新中立”政策，主动在全球和区域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而不是被动处于国际博弈的夹缝中。“新中立”是基于深度平衡的参与，既要保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也要在全球经济中争取更多话语权。通过参与亚太经济合作，我国可以利用地理和战略优势，成为重要的区域枢纽，推动经济和技术的合作与发展。”
他认为，我国应重点发展高价值产业、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充分利用区域合作优势，推动经济升级，为未来十年建立可持续的竞争力。
“我国的‘中立地位’能够帮助国家在中美之间担任战略缓冲角色，同时成为全球合作的关键力量。”
他认为，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灵活的外交政策，我国可以加强与中美的合作，同时通过东盟平台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规则协调，增强谈判能力，减轻单边关税压力。
开拓美国以外市场
李荣昌：加快贸易多元化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经济学助理教授李荣昌博士指出，当前美国正逐步在经济与政治层面上与全球脱钩，这股趋势已经对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面对这种局势，大马必须未雨绸缪，提前为可能失去部分美国市场的风险做好准备。
他强调，中长期而言，我国应加快推进贸易多元化战略，积极开拓除美国以外的国际市场，以分散对单一市场的过度依赖；而短期内，则应继续以不对抗、协商为主的方式稳住对美关系，争取更多经济利益与应对空间。
他认为，大马以及其他东盟国家当前普遍采取“不报复、主协商”的策略应对美国，是务实而明智的外交选择。
“毕竟，大马市场体量有限，且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在外部不确定性加剧的当下，采取温和、理性的方法处理对美关系，更能契合国家的整体利益。”
在美国推行的新一轮对等关税政策中，我国所受到的关税压力相较其他东盟国家（除新加坡与菲律宾）要低，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相对受益者。
“因此，继续维持中立并多元化大马贸易伙伴，是当前大马应坚持的对策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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