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

勿政治化公账会/林恩霆

在国阵执政时期,雪州议会公账会主席通常由执政党议员担任,导致监督机制形同虚设。直到2013年,雪州希望联盟政府推动议会改革,将“反对党领袖自动出任公账会主席”写入议会条规,确保制衡机制的落实。

从那时起,雪州反对党领袖便自动成为公账会主席,通过听证会传召相关部长或官员,为政府政策、决定和运作提供解释。

到了2018年,希盟执政中央后,时任首相敦马哈迪医生也将这一改革带入国会,确保公账会主席由反对党议员担任,以强化问责制度。

这项改革的目的很明确,让反对党拥有实际的监督权力,防止执政党滥权,同时提升政府决策的透明度。

不应急抛出政治指控

换句话说,公账会并非针对任何特定政党,而是为了更好地履行民主制度下的制衡职责。

近期,针对大马机场控股公司(MAHB)一案,交通部长陆兆福被国会公账会传召。然而,他不仅表示MAHB不隶属交通部,更直接声称自己之所以被传召,是因为他是行动党部长。这种说法无疑是在将公账会的调查政治化,试图制造“被针对”的假象。

实际上,若陆兆福认为公账会找错对象,他完全可以在听证会上作出澄清,而非急于抛出政治指控。

更何况,公账会的成员组成已确保公平性,包括副主席郭素沁(民主行动党),以及两名行动党籍议员黄诗怡(山打根)和谢瑞詹(万宜)。在14名公账会成员中,执政党占了10席(希盟6席、国阵2席、GPS 2席),国盟仅占4席。

“专门针对”论站不住脚

如此阵容之下,公账会如何可能被反对党操控,专门“针对”行动党?

陆兆福的政治指控不仅站不住脚,更让人怀疑他是否试图转移焦点,以逃避面对公账会的质询。

无论如何,公账会是国会成立的委员会,所有部长都必须配合,接受审查,这是基本的问责机制;即使是卫生部前部长凯利都必须返回国会接受公账会的质询,交通部前部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博士也曾为疫苗运输课题配合公账会问话。

一个负责任的部长,理应坦然面对国会监督,而不是将合理的调查扭曲为“政治迫害”。

如果公账会连传召部长问责的权力都被视为“针对”,那么国会监督机制的意义何在?

公账会的存在是为了确保政府的透明度和问责性,任何试图逃避或质疑这一机制的行为,都是对民主制度的挑战。

因此,陆兆福作为交通部长,应当积极配合公账会的调查,而不是通过政治化的言论来转移公众的注意力。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政府对公众负责的态度,维护民主制度的健康发展。

反应

 

言论

居家服刑疑云悬而未解/林恩霆

首相拿督斯里安华在前首相拿督斯里纳吉特赦之居家服刑附加谕令存在与否的事件中,其处理方式存在改进空间。根据安华的说法,总检察署曾收到一份来自国家王宫(前国家元首任期内)的特赦附加谕令。

但总检察署或许认为其正当性存疑,这或许跟附加谕令是否符合宪法有关。虽然安华没明说,但总检察署的确把此附加谕令交回给国家王宫,让新任元首定夺。

部长回应矛盾重重

此外,他提到前国家元首多次展延特赦局会议,直到1月29日才召开。

安华没有明确指出责任人,但暗示如果早在前国家元首任期内处理,可能还有机会重新讨论这份附加谕令是否符合宪法,或在特赦局会议中将前国家元首提出的居家服刑建议进行深入讨论。

安华强调,他本人和参与特赦局的扎丽哈医生并未提到居家服刑的建议,而居家服刑的附加谕令是直接交给了总检察署。

尽管安华表示政府没有隐瞒附加谕令,但政府高官的回应却矛盾重重。通讯部长法米、内政部长拿督斯里赛弗丁、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扎丽哈医生、首相署部长(法律及体制改革)拿督斯里阿莎丽娜等人对附加谕令的存在表示“不知情”,尤其是赛弗丁将其称为“传闻”,令人质疑政府的透明度和协调性。

作为总检察署的主管部长,阿莎丽娜理应知晓此事,而总检察长作为政府的法律顾问,一年来频繁与安华会面,却未提及附加谕令的存在,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

安华政府在此事上,可以通过更透明的方式处理此事,以减少政治伤害。首先,他应坦承总检察署已把这份附加谕令交回给国家王宫,坦承可以显示政府对宪法的尊重,也能向公众传达政府在法律问题上保持专业与独立的立场。

模糊规避引发质疑

其次,在承认附加谕令确实存在之后,才说明政府已将此事交由现任国家元首处理。这种直接而坦率的态度,可以有效消除公众对政府隐瞒事实的疑虑,同时也表明这是一个由国家元首决定的宪政问题。

最后,若纳吉的律师团队决定挑战总检察署的决定,安华应表态支持通过司法程序解决争议。

尽管这一行动可能涉及挑战王宫决定的风险,但通过法庭审理的方式,不仅符合宪政程序,也能避免政府被指控干预司法或试图掩盖事实。即使舆论出现,纳吉也可能需要承担挑战王宫的责任。

由于涉及宪政争议,包括前任和现任国家元首对附加谕令的不同看法以及总检察署的立场,通过法庭解读宪法可能更为妥当,让司法程序决定附加谕令的合法性,可以避免政府背负隐瞒的指控。

安华的处理方式未能展现应有的透明度,安华政府通过模糊程序或语言技巧规避责任,反而引发更多质疑。尽管他声称无隐瞒,但政府内部信息不对称和高官的矛盾表态已严重损害其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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