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工作和学历不匹配/南洋社论
马来西亚人才机构主席黄书琪披露，马来西亚一些高等学历的学生毕业后找不到满意的工作，大学毕业生转买汉堡包、应聘为送货及送餐员、电召车司机和便利店工人，比比皆是。令人担忧的是，这个人数已经超过200万人。
她进一步披露，在2024年，国内制造了逾574万名专业文凭和学士学位毕业生，但是市场上符合他们的学历资格的工作名额还不到一半。
所以，“下配”各种不对称的工作，乃情非得已。发生这样的情形，其中一个原因是学生往往不懂选择或者选择错误，所报读的技能与现实就业机会脱节，因此导致技能错配现象高达36%，即使我国的失业率只有3.2%。
黄书琪呼吁大马人民提升本身的技能，掌握多元技能组合，以在职场成为“适者生存”的一分子。
“向钱看”想一步登天
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产生这种工作和学历不匹配的情形，有多种原因。其中，由于国家教育的方向可能出了问题，渐渐演变成学生不喜欢技术性或数理学问，转而追求比较容易毕业的商业或营销的学位。
此外，“向钱看”的心态也让学生们妄想一步登天，不想在技术或计算上的知识多花功夫。毕竟，外表西装笔挺比蓝领的技术人员好看得多。这变成有强大需求的技工职业少人问津，但是营销工作却僧多粥少。
另一方面，许多毕业生好逸恶劳，不满意起薪低却要做更多工来吸取经验。他们情愿转向上述的零工，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每天的收入够应付日常开销便足够矣。
上述的工作上手容易，起初的收入也还不错，但是可能没什么前景，做了几年才发现收入不会增加，白白浪费了几年学习向上的光阴。
好工作不仅看学历
当然，在人浮于事的情况之下，一份好工作往往不只是看学历而已，如何在面试中脱颖而出，公司要的不只是学历高而已，还讲究其对未来的展望和魄力，如何体现出来。
所以，平时只会死读书，或者在学业上滥竽充数、蒙混过关的学生，在面试官的“火眼金睛”之下，往往现出真身，落荒而逃。
我国曾说未来要栽培多位工程师，但是学生不是工厂制成品，学生毕业不是盖个印章就了事。如果教出来的学生在职场的能力有所不足，那么，工作和学历不匹配的现象，恐怕不止持续，还会恶化。
关税重压 企业求生/南洋社论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中总）最新调查显示，面对美国报复性关税的冲击，逾半数本地企业陷入“成本攀升、利润萎缩、市场收缩”的三重困境，更有60.4%的受访者坦言对前景悲观。
数据显示，63.2%的出口型企业有超过两成销售额依赖美国市场，这意味着每当关税上调1个百分点，便可能触发产业链的连锁反应。
当61.3%的企业指出关税涨幅超过10%将危及销售，31.1%承认产品价格竞争力正面临崩解，这场危机已超越单纯贸易摩擦，直击国家经济命脉，构成系统性挑战。
企业利润空间正面临双重挤压：一方面，上游原材料因全球供应链重组持续涨价；另一方面，下游客户要求降价的压力日益增强（46.2%的企业已接到降价要求）。
更棘手的是，传统“成本转嫁”策略在需求萎缩的市场中逐渐失效，迫使91.5%的企业启动应急方案——从削减成本、延缓投资到寻求替代市场。这些短期止血措施虽可暂缓危机，却难掩结构性转型的迫切性。
构建“防御+转型”体系
更值得警惕的是客户结构的脆弱性。长期依赖美国大单的企业，在重新议价时往往处于弱势。
某家具出口商透露：“合作十年的客户突然要求分担40%的关税，否则就会转向墨西哥供应商。”这种商业关系的重构，实则是全球价值链话语权的再分配过程。
面对企业呼声，政府当务之急是构建“防御+转型”的双轨政策体系。中总会长吴逸平提出的“成本减压组合拳”切中要害：暂缓服务税扩大征收范围、外劳税分级等增负政策，本质上是为企业争取战略缓冲期。但单靠防守远远不够，更需具备主动出击的政策创新。
首先，可考虑设立“关税冲击补偿基金”，对受创严重行业实施阶段性增值税返还、出口信用保险补贴。
韩国应对美国钢铝关税时，曾为受影响企业提供高达30%的研发抵免政策，经验值得借鉴。其次，亟需打造“区域供应链枢纽”，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实施契机，通过东盟产能合作园区、跨境数字贸易平台等建设，将被动转移变为主动布局。
在货币政策方面，国家银行需在通胀管控与增长刺激之间精准拿捏。
若贸易战外溢效应持续加剧，适度降息可缓解企业现金流压力，但更需配套定向信贷工具——例如设立200亿令吉规模的“产业升级专项贷款”，对数字化转型与绿色技改项目提供3%利率优惠。
企业3招应对冲击
在政府构筑安全网同时，企业自身也必须启动“韧性进化”。调查显示，成功应对关税冲击的企业，普遍采取三项策略：
(一)价值突围：某医疗器械厂商将关税成本转化为升级契机，通过植入物联网技术使产品溢价提升25%。
(二)市场再造：某塑料制品企业借助阿里国际站大数据，三个月内将中东市场份额从5%提升至18%。
(三)模式创新：某汽车零部件公司采用“马来西亚设计 + 泰国制造 + 墨西哥组装”的三角合作模式，成功绕过关税壁垒。
与此同时，我国可借鉴德国“隐形冠军”的培育经验，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日本经济产业省推行的“全球价值链强化补助金”制度，对重组供应链的企业最高提供50亿日元补助，其模式亦值得参考。
我们认为，当91.5%的企业已启动自救计划时，政策制定者更需展现战略定力与创新魄力。这场危机或许正是倒逼产业升级、重塑竞争优势的历史契机——关键在于能否将防御性调整转化为进攻性布局，在全球化退潮的背景下，为我国经济筑起新的增长点。
毕竟，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最大的风险，不是风浪本身，而是继续用旧航海图寻找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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