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关税表，至4月11日晚间扩大对等关税豁免项目，美国贸易政策可说是经历了百年来最混乱的两周。

之所以混乱，因为关税决定显然是完全取决于特朗普所谓的直觉，政策仅是随后匆忙补上来合理化他的决定，事前没有经过国会辩论、两党协商，没有咨询利益相关者，更别说考虑到后果。

否则，不会出现如此荒谬的对等关税率，政策也不会没考虑美债及美元的反应，也不会执行后方才考虑到豁免项目。

即便是近来常被相提并论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Hawley Tariff Act 1930），也耗时近乎两年，经历过无数次协商，才完成从共和党的俄勒冈州议员霍利在众议院正式提案到时任美国总统胡佛签署生效的过程。

操作粗暴目的跑偏

此次关税的目的众多，但有两点似乎是普遍共识，那就是重振美国制造业及围堵中国崛起。但特朗普恐怕赢不了关税战，不是因为国力问题，而是关税博弈的操作太粗暴，真实目的也跑偏了。

关税的原则其实很简单，就是通过进口征税，改变外国及本地商品之间的相对价格，需求就会转向较为便宜的本地货，为本地供给创造条件，以美国20兆美元（约88.6兆令吉）的消费市场，难道还养活不了本土制造业。

问题是，特朗普要保护哪一个工业呢？给钢铝进口加征关税是在保护钢铝业，但是钢铝不是消费品而是其他工业的原材料，无论是继续采用进口钢铝，还是转向价格也跟着升高的本土钢铝，其他工业肯定失去成本优势，失去市场竞争力。

按美国的就业比例，每50位制造业工人，才有1人在钢铝厂就业，所以，保1人伤50人的关税战，那岂能重振美国制造业？

另外，从产品创新研究、设计、应用软件、原材料、零部件、组装到测试，消费品生产制造是一连串的活动，从来就不是单一事件。

失去价格竞争力

由于一连串的活动，需要不同的资源投入，而不同国家因为要素禀赋有别，所以要素价格也就不同，公司才会拆开这一连串活动，按照各国要素价格差异部署供应链，各自进行生产力最优的活动，并形成今日各国紧密联系的多赢局面。

即便如此，也从来没有人会以为从中国或越南出口的苹果手机不是美国产品。

但通过关税强迫供应链末端的组装工厂回流美国，生产美国制造的手机、家具、家电，不仅成本激增，让美国产品失去价格竞争力。产品价格飙涨减少老百姓实际收入，导致消费能力受损，进而冲击对服务的需求。

长远来看，伤害最大的莫过于把就业从生产力最优的高端制造业环节及服务业，强行挪移到生产力偏低的活动，这必然伤害美国整体生产力，那岂能让美国经济强大？纠众围堵自己

胡佛在1929年回应霍利在众议院的提案时，如是说：“关税与否，还视乎于相关产业是否出现明显萎缩，导致就业下降……而且绝不能不考量国家整体的利益，包括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要是为了进口替代产业少数的就业机会而牺牲出口产业大量的就业，关税就非常不明智了。”

特朗普此番对等关税不明智之处，不仅在于毫无经济效益可言，也因为剑指全球，非中国而已，而变成纠众围堵自己，不是中国。

要知道的是，无论是2018/29年的关税，还是后任美国总统拜登的科技战，都是两党共识，不涉及国内政治斗争，对外也与欧盟及亚太友国连成一线，诉求对象是全球自由民主体制。

如今的关税战，却更像是国内政治斗争的衍生，把自由贸易视为左派觉醒文化的象征，必须如同对待美国境内联邦机构及大学那般重拳敲击，后者以减少财政赤字、降低国债为名，前者则以减少贸易赤字及重振制造业为理由，但诉求对象都一样，那就是“MAGA”支持者。

换句话说，关税成了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手段。若真如此，唯有美国经济面对衰退及高投资，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大败，关税博弈才会进入最后的残局，任何谈判都是枉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