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的马来西亚，自然而然催生多语文媒体，各有各的角色和服务群体。历史悠久的中文报，见证并经历国家独立前后的各个阶段和大时代、大事件，在扮演媒体角色、发挥媒体功能、履行媒体责任、定位和内容等各方面的呈现，也顺应时代变革，不断调整与转型。 

国家独立61年，中文媒体却已走过200多年的岁月，从传统媒体时代到网络众媒新时代，不同时代的变革，不同阶段的转变，其实也可从中窥见国家独立前后的历史和发展轨迹。 

马来西亚独立时，承袭英国“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和法制系统，以民主政治为基本架构，在国家政治体系占重要位置的大众媒体，也承袭了殖民地时代的报业体系和媒体法律。 

回看各语文报章的历史背景，诞生于19世纪（英殖民时期）的国内最大英文报章《新海峡时报》和小型报章《马来邮报》，正值马来半岛与欧洲经济活动蓬勃时期，英文报章所扮演的角色主要是为商业社群服务，新闻报道则以会影响本地业务的欧洲事件为重点。 

以族群为服务对象

马来报章和淡米尔文报章也同样以各自的族群为服务对象。马来报章的政治和政党色彩比其他语文报章浓厚，淡米尔文报章则是园丘和其他经济领域印度人的喉舌，成为印度人提出政治诉求的传播媒体。 

早期华人从中国南来，中文报章自然倾向中国，而且时值维新运动和革命时期，马来半岛成为革命人士办报宣扬维新或革命活动的基地，除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创办的《光华日报》挺过百年动荡，其余已停刊的中文报几乎皆具革命党和保皇党背景。 

而后创办并营运至今的几家主要中文报章，虽然没有政治背景，但却是“先辈们获取祖国消息的唯一管道”，即使独立之后的早期阶段，仍未摆脱“倾中色彩”，而百年来与华文教育发展始终切割不开的紧密关系，即使已几番革新，在部分人心中依然没有完全摆脱亲中印象。 

本地资深媒体人，也是《南洋商报》前总编辑锺启章以1960年至1970年代为分捩点，从内容、文字、排版和色彩等方面，反映中文报章在国家历史进程中的调整和改变，强调中文报在国家独立之后，逐渐摆脱“中国革命元素”的色彩，尤其是1970年代开始，鲜明定位和报道方针皆转向“本土”为主，与早期及独立前有绝对明显而清晰的差异。 

他坦言，独立之前，马来亚的华人，或者更贴切地说“华侨”仍然是抱持落叶归根的心态，所以对中国政局与事态的关切是很自然的事。 

再者，早期的华文私塾老师来自中国，加上课本都是从中国进口，想当然是亲中国，这是自然不过的事。 

“但是，随着马来亚于1957年脱离英国殖民政府的统治而独立，以及较后时新加坡、砂拉越和沙巴的加入而于1963年成立马来西亚，华侨普遍上都成为马来西亚公民，大部分都已经是落地生根。” 

他说，到第二代、第三代的华人，已是土生土长，对中国的情意结日趋淡漠，新闻的视角也以国内时事动态为主。 

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历经时间磨合、随着时代和环境改变而循序渐进的过程。

1972年率先采用简体字

他说，独立初期的1960年代，中文报封面版多数是以国际新闻为主，尤其是越南战争（1955年至1975年）的新闻，直到1970年代才逐渐改用国内新闻作为封面头条。

“排版形式方面也在1970年代明显改变。早期的中文报排版是竖排，《南洋商报》的历史走廊有陈列竖排的版面。” 

此外，字体、照片和印刷色彩也在此时期出现明显转变。 

“1970年代的中文报用的是繁体字，《南洋商报》于1972年率先采用简体字；早期所有的报纸都是‘黑白分明’，后来才逐步采用彩色照片；1986年，《中国报》则首开马来西亚华文报全彩色印刷之先河。” 

角色认同依然被质疑！？

独立前各种语文报章的创办目的、定位、角色各异；独立之后，由于有了共同的效忠对象和监督机构，各种或各语文报章的差异相对缩小。本地报业在马来亚独立及马来西亚成立之后，在国家层面也开始了本土化的路途，但在国家政策和议题以外的其他层面，仍保持各族的族群服务对象，比如“为华社传递讯息”、“中肯中立报道”即是中文报秉持的原则与初衷。 

华人社会的3大支柱

在近百年的国家历史过程，从英殖民、日治时期到争取国家独立，再到马来西亚成立，跨越独立前后的中文报、《南洋商报》在内容方面也顺应时局的变革而不断调整。

相对于其他语文报章，中文报除了传递国家政策和社会资讯，也肩负华人社会、华文教育、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传递责任。 

锺启章指出，中文报纸作为华人的喉舌，与华文教育及华人团体，向来都是华人社会的3大支柱，“独立前如此，独立后也是如此”。 

“从英殖民地时代、日治时期到争取国家独立的1950年代，甚至是1963年至1966年的马来西亚与印尼对抗时期，中文报和其他语文报章都以国家利益为主，坚守岗位，坚持立场，不辱使命，向人民传递正确的讯息。” 

尽管如此，在国家和身分认同方面，中文报从马来亚独立到马共抗争、五一三事件、1987年茅草行动等重要历史大事件，与国家“并肩奋斗”、“风雨同路”了61年后，依然面对加倍的质疑，甚至是攻击，常被套上“种族化”或“反政府”的标签，可谓百口难辩，委屈之极。 

历经逾200年磨难

锺启章说，马来亚最早的中文报是1815年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由英国传教士威廉米勒（William Milne）所办，主要为宣扬基督教义。 

之后相继创办的中文报——1881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叻报》、1898年的《天南新报》、1896年在槟城创办的《槟城新报》、1910年创办的《光华日报》、1923年的《南洋商报》、1929年的《星洲日报》及至1946年的《中国报》，历经了200多年的沧桑与磨难，并没有令中文报绝迹。 

“高潮与低潮总是会有，也许中文报的难处在于编辑部必须做到法、理、情兼顾，并且保持中立，负责人不可徇私枉法，所谓‘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附权势者，凄凉万古’。” 

时至今日的中文报处境，他“认同本地学者何国忠博士的观点”——一些马来人认为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华人是外来者，不过类似的身分认同质疑已经减少。由于中文报是传播讯息的工具，所以所受到的抨击相对较少。 

肩负使命 考验挑战

多元国情，造就马来西亚媒体的多元特色和有别于其他国家的敏感度，在肩负媒体使命和履行多元社会的国家与社会责任的权衡问题上，如何拿捏分寸、自律自重，而又不偏不倚、中肯中立，是媒体的最大考验和挑战。 

处境尴尬走在钢索上

很早以前就有关本地新闻媒体的研讨提过“媒体观察”的需要：“新闻学院只能顾及人才的培训，新闻业的研究与批评不在课程范围之内。华文报社须主动改变这种缺憾，比如开辟专版刊登《报章观察》一类文章，兼做华文报业的研究与批评。” 

然而，与国家政治变化紧紧相扣的中文媒体，即使无时无刻自我审视，始终难免顺得哥来失嫂意，里外不是人的尴尬处境。诚如新闻学里提到的“人皆具有主观性和选择性，媒体受众亦然”。 

尤其是在维持种族敏感情绪的大原则和大环境下，一直在“走钢索”、努力坚守媒体功能和角色的中文报章，在不同时代和政权更迭的变化中，更是压力沉重，步步谨慎。这些都是门外群众所看不到的艰辛与为难。 

但是，媒体有媒体的本质、功能和角色，不论时代、环境和市场如何变化，都不能随波逐流、予取予求、毫无原则，这也是正规媒体不能、不会逾越的底线。 

网络催生了众媒时代，传统媒体进入另一个革命时代，历经风雨，走过动荡的中文媒体，如何转型，适应新时代的媒体市场和妖气，却又不偏离媒体本质和国情方针，摆脱“黄昏工业”的颓势，是全球传统媒体共同探讨和摸索的首要问题。 

转型求生唯一出路

对此，锺启章坦言，转型是企业求生的唯一方法，报纸也不例外。 

“而且，传统媒体的转型会越来越快。” 

至于转型的方向和模式，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可参考的做法，端看媒体业者要选择什么样的未来定位和模式。 

大半生都贡献给了媒体事业的锺启章认为，多元国情和市场转变并不足以改变媒体的本质和原则。 

“媒体（报纸）只要遵守法律，保持中立，公正不阿，任它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管是什么语文的报章都一样。” 

他强调，目前纸媒或传统媒体所面对的挑战来自新媒体，而这是全球性的问题，该如何应对，需要同业间互相交流，互相激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