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游牧】文|图 赖国芳

我在香港预定的短租公寓位于西营盘高街。这“高”可真是名副其实了，从正街交界口望下去，街道一头栽进港湾，另一头陡坡直上半山，有冲入云霄的感觉。

公寓的入口很小，一不留心就错过。单位在9楼，从小电梯出来，经过窄廊，几户人家。一卧房单位五脏俱全，虽然也小，但很舒适。屋主是洋人，入住条例注明有养猫，最近猫搬走了，玩具还在。

熟悉未会面的朋友

两个月前，忽然觉得是时候回香港走走了。在我的生命历程中，香港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存在。从六七十年代的邵氏电影，到八十年代的连续剧，香港仿佛都不陌生，像一位熟悉却从未会面的朋友。

第一次踏足香港是在1986年。当时是大二假期，我成功申请到新加坡-香港大学交换生计划，和7位工程系同学到港企实习3个月。我们在摄氏15度的春寒3月间抵达，生平首次遭遇热带以外的寒冷气候。我们入住的香港大学宿舍，在峰回路转的薄扶林道旁。春天的薄雾在墙上结成潮湿的水粒，一切都是新鲜的。清晨我搭巴士或小巴下山，到中环码头喊句“有落”，乘坐地铁（也是首次）或天星小轮，辗转换乘巴士到油塘的工厂。

工厂生产装饰性电风扇，有几条生产线，一个小工程部，一群蓝领工人。中午供餐，同事们围坐小桌，几对筷子眼花缭乱地夹菜，一碗饭两三下子扒光，然后提碗到边上盛汤，站着喝下完事。我不惯用筷子扒饭，都还没开始呢。生产线上有一批从“上面”“渡”过来的工友，公程部副经理经历过文革，常讲一些我听不懂的故事。我的月薪大约是港币1400块，如果不请假迟到早退，可多得几百块勤工奖。这点钱很重要呢。

我最经济的通勤路线，是公巴换天星再换公巴。如果起身迟了，就只好多花几毫子搭小巴换地铁，心疼。

几百块勤工奖很重要

3个月后入夏，天气渐热潮湿，我失去胃口，瘦了不少。实习结束后女友从大马到来和我会合，我带她“参观”宿舍。她在4个男生共住的房间门外说：为什么这样臭？我搪塞：是他们的袜子啦。幸好她没追究，要不然我就娶不到老婆了。我们在香港、台湾、澳门等地旅游。临上机回家时，口袋里只剩下银角。

第二次踏足香港是在1993年初。九十年代初我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博士，导师是钱大康教授。其时香港科技大学初建，吸引大批原籍香港的北美学术人员回流。钱教授替我申请到一份基金，让我到科大游学3个月。

在我和太太从威州前往香港途中，她在新加坡测出“两条红线”，我们要升级当父母了！一位沈教授听闻此消息，邀请我们入住她因频繁往返加拿大而时常空置的教职员宿舍。就这样，我们在浅水湾风光明媚的科技大学，很舒适的住了几个月。这次，我领着新加坡的博士奖学金和津贴，加上科大的研究员薪资，生活过得挺滋润的。午饭不在食堂吃，走回宿舍吃太太煮的家常饭，让其他研究生羡慕不已。

这时的香港，九七大限将至。钱教授曾在美国太空研究所任职，30来岁就升了正教授，40来岁时选择回流出生地香港。他告诉我，想在这所新建大学设立健全的学术机制。我在科大也遇见许多海归的顶尖人才，博士论文也在那时打下基础。

记得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到湾仔电影院观看《笼民》，回程在湾仔到九龙的天星小轮上，在脑中厘清了博士论文中两个主要的方程论证。

促成数千万美元融资

第三度频繁踏足香港，是在千禧年后。公司创办的首几年，新加坡和香港正处于“双城记”时代。这时赤鱲角机场已启用，快铁在30分钟内可达市区。在快钱快扩充的互联网初创时期，我时常往返两地，时间抓得很紧。

有一次，我在香港走进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商场，一时恍惚，竟搞不清自己身在何处。公关安排很多媒体访问，有时在酒店大堂，最后必定选在机场快线站附近，算准时间让我赶上快铁，到达机场后冲过安检，在闸门下降前抢入机舱。公司在2008年起取得的数千万美元融资，也是在香港促成。这一系列融资帮助公司进入更高档次，让我得以接触全球拔尖的科技和商业人才。

然而，从2010年开始，我就很少到香港，一次因到深圳途经，一次在机场转机。香港慢慢变得陌生，电影看得少，雨伞运动也只隔岸观火。今年忽然想到：我的数码游牧，怎么可以忽略香港呢？于是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