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民主行动党领袖刘镇东接受媒体专访，表示“华小不是华人的学校”，“华小是马来西亚人的学校，只是以华文传授马来西亚人的价值”。

刘镇东期待的“马来西亚人的华小”，实质上已经存在，即今天逐渐淡却“华”味的华文小学：教师群体的巫裔教师人数多了，书记、校工、园丁由友族同胞担任，非华裔学生人数也增加了，甚至一个班里的非华裔学生比华裔学生还多；学校行政语文采用双语，校内设施标贴、告示、通告、周会是双语的，甚至家长致电学校，也只能以马来语跟书记沟通；学校食堂不便售卖友族禁忌食品；学科课本封面是以马来文显著字体标示书名（如BAHASA CINA、MATEMATIK等），中文书名只有陪衬位置；历史教学内容不再介绍孔子、叶亚来等历史人物；体育、美术、图工等副科分配巫裔教师教学；学生作文“华人新年”鲜少看到干支农历年份、年兽传说、压岁钱等传统文化词语。

华小不应是消极被动性共存

21世纪全球化教育发展，学校必须面向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成为一个有效的对话场所；教育政策必须有助于增进个人、种族、社会、文化、宗教之间的理解、团结和宽容；教育应有助于建构和平与民主的文化知识、技能、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教育机构应成为实践宽容、尊重人权、实行民主、学习文化特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理想场所；语言是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学校教育应要有助于保存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在马来西亚，怎么非主流文化须要臣服于主流文化？少数民族语文教育非得“被同化”于单一语文统合国民教育体系？

基于《联邦宪法》精神和华人公民地位，华文小学是顶天立地的庄严性存在，而不是消极的被动性共存。否定华小是华人的学校，追求上述逐渐淡却“华”味的华小，无异自我“同化”，放弃华小承传民族文化使命的本质！

“宏愿学校”违背教育民主化趋势

20世纪90年代，正值世界教育民主化思潮高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先后发布《教育对文化发展的贡献》（1992）、《国际理解教育的总结与展望》（1994）、《国际理解教育：一个富有根基的理念》（1996）、《跨文化教育指南》（2006），大力推进“跨文化教育”建设，以通过教育促进理解人类文化间的差异，尊重差异，承认文化差异的价值，促使各种文化的融合共处。马来西亚教育部却逆时代潮流，开历史倒车，提出“宏愿学校”概念，以把两所或三所不同语文源流的学校设在同一校园，共用基本设施和教育资源，参与共同课外活动，采纳国语马来西亚文为共同行政语文，并“逐步实现以马来西亚语为各语文源流学校统一的教学媒介”，以形塑“不分种族和宗教的学生在同一屋檐下一起上课”的“国民团结”景象。

“宏愿学校”概念遭受华社大力反对，后以“学生交融团结计划”取代。日前，“希盟”新政府首相敦马哈迪表示，政府将重新探讨落实“宏愿学校”的可能性。新任教育部副部长张念群随即也表示“可以接受宏愿学校的概念”，但是必须要有更好的政策以保障华小自主权，确保华小不变质。不过，首相敦马哈迪医生和副教长张念群的言论，并没有获得华社正面的响应。华社普遍上仍坚决不接受“宏愿学校”的概念，因为它是一项改变华小本质、同化各语文教育源流学校的手段。

无论“华小不是华人的学校”论，还是“宏愿学校”概念，都牵涉“维护华小本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华社始终坚持华小“母语母文教学，承传民族文化”的本质，这是长期以来华社抗衡一元化统合国民教育政策、维护民族语言文化教育根柢的主旋律，谱写了华教史可歌可泣的篇章。

由于历史、民族等原因，形成了我国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社会和多元语文源流教育体系。这本应是国家珍贵的文化资产。然而，马来民族中心主义者主导国家政体，支配着国家政经文教诸领域的发展方向和施政方针，他们主张在文化教育领域实施“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语文”的一元化政策。这种以单一语言文化为基础的主流文化教育形式，强调其它非主流少数族群语言文化对主流语言文化和主流社会的适应。于是，国家教育政策就有以落实马来西亚语为各语文源流学校唯一教学媒介语的“最终目标”，以及“同质化”各语文教育源流学校的倾向。另一方面，为了显示民主与平等，主流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认可非主流少数族群语言文化教育的既定存在，并伫候其融入主流语言文化教育。

长期以来，我国华文小学面对诸如不允增建新校、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合格师资短缺等发展困境，自有其这方面深刻的社会文化因素。因此，在马来西亚，非主流少数族群语言文化教育只能是一种消极的被动性共存。这也是当前“多元文化教育”隐含的局限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