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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取美国违约的教训/塞巴斯蒂安爱德华兹

关于美国的一则流传甚广的传说是,联邦政府从未对其债务违过约。每一次国会争论债务上限,政客和记者都会站出来说,美国不会失信于债权人。

只有一个问题:这不是真的。几十年前,美国曾经一度更像是一个“香蕉共和国”而不是发达经济体,单方面和追溯性地重组债务。



尽管很少有人记得这段经济史上的重要时期,但它对于今天的领导人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教训。

1933年4月,为了帮助美国摆脱大萧条,罗斯福总统宣布准备让美国脱离金本位并让美元贬值。但这不像罗斯福想象的那么简单。

当时的大部分债务合同都含有“黄金条款”,规定债务人必须用“金币”或“黄金等价物”偿付。这些条款产生于内战时期,初衷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免收可能的通货膨胀飙升的影响。

但对罗斯福来说,黄金条款成为美元贬值的障碍。如果在不解决合同问题的情况下就让美元贬值,那么债务的美元价值,就会自动上升以抵消下跌的汇率,导致大规模破产和公共债务水平飙升。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国会在1933年6月5日通过了联合决议,废除过去和未来的一切黄金条款。贬值的大门打开了——政治斗争的大门也随之打开。共和党感到沮丧,因为美国的声誉岌岌可危,而罗斯福政府认为决议并不构成“否认合同”。

1934年1月30日,美元正式贬值。黄金价格从每盎司20.67美元——自1834年生效的价格——上涨到每盎司35美元。

毫不奇怪,受黄金条款保护的证券持有者宣称此举违宪。

这引起了很多官司,其中四宗最终抵达了最高法院;1935年1月,法官听取了两宗与私人债务有关的案件,两宗与政府债务有关的案件。

对罗斯福来说,黄金条款成为美元贬值的障碍。

有权力追溯更改合同?

每宗案件的基本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国会是否有权力追溯性地更改合同?

1935年2月18日,最高法院宣布了裁决。每宗案件,法官都以5-4的投票做出有利于政府,不利于索赔投资者的裁决。根据多数意见,罗斯福政府可以以“必要性”为由撤销合同,如果这有助于让经济摆脱大萧条的话。

南方律师、在威尔逊总统的第一个任期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的詹姆斯·克拉克·麦克雷诺兹(James Clark McReynolds)法官撰写了不同意见——所有四个案件的不同意见都一样。在一次简要演讲中,他谈到了合同的不可侵犯性、政府的义务,以及打着法律幌子的赖账。

大部分美国人都忘了这段历史,对于这个与国家形象,法治和合同神圣不可侵犯,相悖的事件,他们犯了集体健忘症。

但好律师仍然记得;如今,为违约国家(如委内瑞拉)辩护的律师,都会援引1935年裁决。随着更多政府面临新的债务相关危机——如与退休金和医疗义务有关的无力支付的负债——我们可能会更加频繁地看到这个论据出现。

政府无力支付负债

据最新估算,美国政府的无力支付负债高达GDP的260%——这还不包括常规联邦债务和无力支付的州和地方政府负债。

这一问题也不仅局限于美国;许多国家的退休金和医疗相关负债都在不断增加,而覆盖这些债务的能力不断削弱。

因此,一个关键问题是试图追溯性调整合同的政府是否会再次援引“必要性”为合法借口。

1933年的撤销黄金条款提供了充足的法律和经济理由考虑这一可能性。

美国最高法院曾经首肯了“必要性”观点。认为它会再次这么做绝非牵强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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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国外好使国内便宜?/胡逸山博士

美国候任(与前任)总统特朗普近日大放矢言,其中就提到假如一些国度尝试以其他货币来取代美元作为国际上最为通用的交易货币的话,那么他将捧出关税大棒,对彼等出口至美国的商品施以100%的关税。

我之前曾详细谈到,为何特朗普上台后,虽然在美国权力分治体系下,可能未能全盘操控美国的货币政策(如形同其中央银行的美联储就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但起码在整体上会寻求偏低的美元币值,以便促使美国制造的商品在国际上更具有出口竞争力,来完成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宏愿。

那为何特朗普一方面不介意美元币值的走低,但另一方面又那么介意美元是否维持作为国际上主要交易货币的独特地位呢?这主要是这两者之间,其实并无经济逻辑上的冲突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

这得从何说起呢?可能先从本地社会说起吧。大家在本地社会生活里,坦白说通常对马币币值的高低走向,有着在社会心理学上所谓的认知偏颇。

当马币走高时,我们一片欣喜若狂,尤其是如当下般年底学校放假,大家携老扶幼到外国度假时,马币得以兑换更多的当地货币,花起来当然也就更为得心应手了,譬如得以血拼更多的当地商品等。

即便没有出国旅游或送孩子到外国念书(也就必须兑换马币来缴付彼等的学费和生活费),更高币值的马币也意味着进口到本地的商品会显得更为便宜(相同数额的马币得以进口更多商品)。

经济社会微妙偏颇

有钱人买时装、香水等奢侈品会更便宜,但连中低收入群体者购买一般的日常用品、食物等也会更为便宜,因为在本地许多这些商品也是进口的。

所以大家在社会经济认知上,都有一个微妙的偏颇,认为马币币值高就很好,政府就显得有“做事”,有把马币币值往高处推。

反之,如果马币走低,出国旅游时的花费就更高了,孩子的外国学费与生活费也就更高,搞不好还要好像当年家长自身在外国念书时般,到当地唐人街的华人餐厅打工、洗碗碟、抛大镬、捧餐送外卖等,我见犹怜,令从小宝贝爱儿爱女的家长们心疼不已。

家长们心想新一代的海外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甚至可能还不如旧一代,而那都是马币低迷所闯出的祸,那当然义愤填膺,大骂政府无能了。

即便未能负担得起孩子出国念书,甚至也没能出国度假的中低收入群体们,也必须忍受马币低迷所带来的主要依靠进口的必需品的价格的相应上涨,当然也是怨声载道,迁怒于政府为何不设法把马币币值提高了。

急功近利主流文化

在如此的一片马币币值高企好、低迷坏的认知偏颇狂热里,合理马币币值走低的优势,是很难被本地主流社会所欣赏的。

如更低的马币,理论上是能帮助本地的出口商品更具有国际竞争力,更能卖出去,如此也就更能带动本地的主要还是依靠出口的经济动力的。

当然,极为讽刺的是,撇开高科技产品不说,本地出口虽多,但进口也很多,甚至更多。而低企的马币,虽然会导致进口商品更为昂贵,但也就变相地鼓励本地必须更为迈向自给自足的经济韧性,自己做来自己用,就无需依赖进口了。

但在本地一片急功近利的主流文化思维下,什么长期竞争力、韧性等通常都抛在脑后,而要马上看到“出国钱好使,本地物价低”的成绩了。以后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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